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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自说自话带了部队就过河。
这就是盲动了。
盲动的结果是被动。先縠过河后，军法官韩厥便对荀林父说：这支部队单兵深入敌境，多半是有去无回。您老人家可是元帅。部队不听指挥，这是谁的罪过？更何况，无论丢失属国，还是损兵折将，都是大罪。既然如此，不如进军。就算兵败，六个人来分担罪责，也比您一个人扛着好。
晋军这才全部过河，安营扎寨。
渡过黄河的晋军将帅仍然争论不休，中军副帅先縠则一如既往地刚愎自用。上军统帅士会和副帅克卻提出要加强战备，先縠居然也反对。士会只好让上军大夫巩朔和韩穿埋伏起来，中军大夫赵婴齐则悄悄地去准备撤退的船只。最后，这两支部队总算得以保全。
好嘛！如此群龙无首，各自为政，盲目被动，找不着北，岂能不败？
相反，楚人则好整以暇，庄王甚至一开始就不想打这一仗。后来取胜，也没把晋军往死里打。本卷第三章所说楚军教晋军修理战车，让他们逃跑的故事，就发生在这场战争中。溃败的晋军夜里渡河，庄王也没让人去赶尽杀绝。这跟他的伐郑和善后，同样颇为得体。所以士会说，庄王在德行、刑罚、政令、事务、典则和礼仪六个方面，都无可挑剔。如此稳如泰山，岂能不胜？3
那么，所有这些，老天爷知道吗？
有人说知道。六十年后有一个人说，邲之战的结局，占卜已经预示过了。只不过，占卜是在城濮之战，比邲之战早了三十五年。当时占卜的征兆，是楚胜晋败，结果却是晋胜楚败。占卜是不会错的。所以，邲之战，楚国必胜无疑。
这实在奇怪。说这种怪话的人，又是谁呢？
蹶由。
迟到的应验
蹶由是吴王夷末的弟弟。
说起来吴也是“文明古国”，其始祖是周文王的伯父，号称“吴太伯”。可惜这文明古国在西周和东周，都悄无声息，名不见经传。直到春秋中期，吴国的国名才开始见于《春秋》，吴国的君主也才见于《左传》，并且是在同一年。因为就在这一年，我们的一位老朋友来到了吴国。
这位老朋友，就是夏姬最后一任丈夫巫臣。
公元前584年，或前一年，早已成为晋国大夫的巫臣获准出使吴国，见到了吴王寿梦，劝说他与晋国联盟。目的，则是对付楚国。
巫臣反楚是必然的。一方面，楚是晋的死敌。从城濮之战到邲之战，两国交兵不断。连带着那些中等国家（比如郑和宋）和小国（比如附楚的沈，附晋的江），也倒了霉。巫臣作为晋臣，当然要联吴反楚。另一方面，此前楚国的大夫子重和子反，已经杀光了巫臣的族人，以及夏姬的前任情人（襄老之子）。子反杀人，是因为巫臣夺走了夏姬。子重杀人，则因为巫臣曾阻止他得到采邑。双方结下的梁子，已不可解。血海深仇，更演绎出惊心动魄的历史大戏。
巫臣使吴，是大戏的序幕。
决心复仇的巫臣带去了三十辆战车，还有驾驶员和狙击手。他用这些战车和战士做教练车和教练员，教吴人行军打仗，布阵攻城。又让自己的儿子担任吴国的外交官，与中原各国建立广泛的外交关系。有了军事和外交这两手，吴国开始伐楚，伐巢（今安徽省巢县），伐徐（今安徽省泗县），并占领州来（今安徽省凤台县）。子重和子反则被打得顾首不顾尾，疲于奔命。4
吴国崛起了。
崛起的吴国成为楚的死敌。公元前537年，楚人联合越国和东夷伐吴。由于防备不足，楚国的一支部队被吴国打败。于是吴王就派蹶由去劳军。这在春秋，原本是贵族的礼仪。楚人却蛮不讲理地把蹶由抓起来，还要拿他去鼓。
这事做得太不像话。
不像话是肯定的。蹶由是吴王的弟弟，吴国的公子。彬彬有礼来劳军，不能款待也就罢了，岂能把他抓起来？这次遭遇战，吴人是胜利方，蹶由也不是战俘，岂能杀他鼓？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这是国际惯例，也是起码的道德礼仪和游戏规则，岂能如此破坏？真真岂有此理！
不过这时的楚君是灵王。他不像话，也不足为奇。
蹶由被带到了刑场。
楚灵王派人问他：你来之前，没占卜吗？
蹶由说：占卜了。吉！
这就奇怪。吉，为什么会成为刀下之鬼？
蹶由解释说，寡君听说伟大的君上您要在敝国进行军事演习，便到太庙用龟甲进行占卜。寡君对鬼神说：下臣马上就要派人去犒劳楚军，借此机会观察一下楚王火气的大小，以便做好我们的战备，请神灵明示这事能否成功。龟甲显示的征兆是吉。事实也证明，我们已经成功。
这又奇怪！被杀，是成功？
当然也有解释。
蹶由说，下臣这次出使贵国，君上如果春风满面和蔼可亲地款待使臣，敝国一定会松一口气。这样一来，敝国就会放松警惕，忘记危险，忽视战备，离亡国也就没几天了。现在君上怒气冲天大发雷霆，不但虐待使臣，还要以臣鼓，敝国也就知道不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敝国虽然弱小，但如果准备充足，也还可以与贵军周旋。关键，是有备无患。总之，无论君上如何对待使臣，敝国都能知道该怎么办。战争也好，和平也好，都有思想准备，当然吉。
接下来，蹶由又说：更何况，敝国寡德之君在太庙占卜，是为了国家人民江山社稷，哪里是为使臣一人？臣命不足惜，请君上尽管拿去鼓。如果臣以小命一条，能够换来国家安全，相比之下，请问哪个更吉利？
楚灵王无话可说，只好不杀蹶由，但也不放。直到鲁昭公十九年，蹶由才被释放回国。那时他已被囚禁十四年，楚君也不再是灵王，而是平王。
值得注意的，是蹶由最后一段话。
蹶由是这样说的：既然有龟甲，又有什么事情不能拿来占卜？占卜的结果，无非是吉，或者凶。有吉就有凶，有凶就有吉，谁能肯定凶或吉就一定落在某件事上？比如贵国在城濮占卜到的吉，不是后来才应验在之战吗？5
这话值得商榷。
从逻辑上讲，所谓“城濮之兆，其报在邲”的说法如果成立，那就意味着每次占卜的征兆未必立即兑现。这当然也未尝不可。问题是，如果兑现或应验都是迟到的，或不准时的，甚至说不清什么时候才对得上的，那么请问，我们还要占卜干什么？要知道，每次占卜，都要有“命辞”，相当于算命先生问你“算什么”。总不能说我问这笔生意能不能成，要等到二十年后下笔生意才应验吧？
由此想到的问题是：周人对于鬼神、宿命、天意，以及占卜、巫术、祭祀等等，到底是信还是不信？
这可是关系到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的问题，不能不问。
信不信由你
周人对于鬼神，似乎是也信也不信。
跟殷商一样，周人也有祭祀和占卜，而且很重要。但凡国有大事，包括诸侯和大夫有大事，比如打仗、结盟、婚配、立储，都要占卜，也要祭祀。这两件事，目的并不相同。占卜是问，祭祀是求。或者说，占卜是向鬼神请求指示，判断凶吉；祭祀则是向鬼神汇报工作，祈求福佑。分工不同，重要性则如一。6
因此，从天子到诸侯，王室和公室里都有负责跟鬼神打交道的专职人员，分别叫祝、宗、卜、史，他们的首长则叫太祝、太宗、卜正、太史。祝的任务是代表祭祀者向鬼神致辞，因此特别要知道鬼神的故事和脾气。宗的任务是管理祭祀的程序，以及祭祀的场所和器物。也就是说，祝和宗，是负责祭祀的。
负责占卜的，则是卜和史。卜，又分两种。一种是用龟甲，也叫“龟”或“卜”。另一种是用蓍草，叫“筮”。记录筮法的书，就叫《周易》。龟和筮，可能由两个人分别负责，也可能由一个人包干。占卜的结果，由史记录在案。当然，史不但敬鬼神，更要管人事。后来，就变成专业历史学家。7
总之这些人，都是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也是王侯们的智囊团。
但，智囊而已。
事实上，祝宗卜史，都是技术官僚，是事务官而非政务官，更不是政治家。因此他们的意见，往往只是“参考消息”。王侯们则也许听也许不听，可能听可能不听。如果占卜的结果不能让他们满意，还会要求重来。
比如晋献公。
晋献公的故事前面已经讲过，他是因为宠爱骊姬而跟申生、重耳、夷吾三个儿子都翻脸的。他想立骊姬为君夫人（国君正妻），照例要占卜。先用龟甲，结果是不吉。再用蓍草，结果是吉。卜人说，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