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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义务感和内疚意识究竟有哪些不能同政坛官场相容的实质呢？
首先，义务感和内疚意识都是非理性的东西，它们是一种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心理，是小圈子范围内的东西。因为，人们利益的代表人物，其代表量与圈子大小是成正比的。小圈子需要的是感情．如三五好友，大圈子则需要理性，如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大公司在市场上良性运作。
其次，义务感和内疚意识往往使人们思有所止，行有所拘，不能完全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它们的一大特性是：应该的也应该，不应该的还应该。结果违反了政治与理性孪生的原则，必将无休止地用义务压迫自己，让扭曲了的人性蚕食自己。
第三，义务感和内疚意识的产生根源是保护小圈子或叫小私字，保护小团体或血缘团体的利益；也就是说，它不能做到天下为公，也不能大公无私，所以也就常使单个人负于自己，自己却负了天下较多的人们。曹操不论是什么样的出发点，“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都说得异常高明，它告诉人们，政治家必须抛弃对人事的义务感和内疚意识。如果不这样，义务感会阻碍他的理性发展。内疚意识会使他放弃应该超脱的人性与个性。
因为，义务感保护的是私人和私人所荫及的人和事，比如你对大街上陌生的行人是不会有义务的，而对朋友、亲人以及身边的属下却会产生义务感，当你想到自己如若不好，也将使他们受损，内疚意识因此而生。不抛弃义务感与内疚意识，就只能做自己心理的奴隶，也只能做自己行动的奴隶。也即木匠做枷枷木匠。
智慧116有条不紊，处变不惊
苏轼有一句谈论为将之道的名言：“泰山崩于前而心不惊，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眨”。这是大将军的素养，也是领导者必备的心理素质。它是一个人气度的凛然程度，也是其心理承受力的表现。
处变若惊，使敌人看出破绽，也可能使部属惊慌失措。处变若惊是耐力不强的表现，是底气不足的象征。大凡成功的领导者都是能够处变不惊、气度从容的人物。
做到这一点却是不容易的。必须对一件事之前因后果，去脉来龙都了然于心。事情发展到哪一阶段，最好可能到达什么程度，最坏可能像什么样子，最好不消说，最坏时自己是否能承担后果。如果发展到最坏，自己仍然能承担，那就毫不犹豫地干。这样，事到临头，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都在预料之中，何惊之有？再者，如有事，只能总结经验，采取补救措施，预测并为未来之事做出准备。若无事，可宁心静气，思左虑右，偶有所悟，即使未悟，至少可推一知二乃至推一知三。
处变不惊至少可以带来三个方面的有利战果，一是迷惑敌人，稳定军心；二是理清思绪，冷静处事，防止偏差；三是临阵不慌，必有刀枪；定势施能，疏浚及壅。
心慌而致乱，心惊多失策。处变不惊至少可使领导者用面不改色心不惊的气度涵盖众多的人与事，及其周围的一切。内中精深博义，唯有能做到处变不惊的人才能了解。
语云：我知道从哪里能得到什么，我知道事情的发展，即使是最坏又能怎样，因此我有条不紊，处变不惊。
智慧117让对手知道得愈少愈好
如果玩过扑克牌或看过电影上有关赌博的场面，你会为主角手上的底牌是什么、是否足以致胜而紧张。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情况也很相似。别人也希望知道我你手中的底牌是什么，身居高位的人，最忌别人一看你的脸色，一听你的言辞就知阴晴寒暑，雨雪风霜。为什么？
无论领导一个公司、团体或是带兵打仗，最需要的是让人们摸不透自己的心思，如兵法云：兵不厌诈，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能而示之不能，战而示之不战。如果你不能推行诡道，不懂得心藏九天玄机，你就难以做到含而不露。如此，便会显现两大弊端：一是你的部属可洞悉你的心灵，使其可施展反操纵术，把你操纵于手心之中。二是你的观点、主张、决策、布置很容易被敌手掌握，那样，你就只有等着葬送自己了。
要做到喜怒不形于色，最关键就是要含而不露，含而不露的优势在于，让敌手充分暴露，并且让他无法搞清自己的意图。攻之，可乘其不备，击之，可自由安排。政治家胸怀九天，往往城府重重，深不可测，做到这一点必须使自己喜怒形色含而不露。
喜怒不形于色的要点是，一、在你欣喜时，让别人看不出来，在你愤闷时，让别人看不出来，喜怒哀乐不露于形。二、你的色或许是你内心的反面，又或许是你内心的表现，但都能达到你自己想达到的目的，都能为你的政治目的服务。
喜怒不形于色，含而不露必须要把握住迷惑对手的度，如果把握不好，过犹不及。在适当的时候也不妨“虚则虚之，实则实之”一下，以搅敌对方的判断思维。当然这种手段是必须以控制在不使自己受到严重损害为前提的。喜怒形色含而不露还应控制在让手下人能明白你的真实意图的度之中，否则，也会贻误事机。这一点就像孙子兵法中“用间”的策略。
让你的对手知道愈少，他愈不敢大胆向你进攻。
智慧118道德也是利益
利益有大、小、远、近之别，但还必须说有道德的利益和不道德的利益。
从根本上说，没有一个争取成功的人，或已经获得成功的人不注意道德。因为，道德是大家做人做事的标准，就像工匠做器具的模型，谁破坏了这个模型，大家必定不能容忍他，必定群起攻之。
然而，道德有名义上的，更有事实上的。
生性恶劣，为非作歹的人，做了坏事会躲起来，所以社会上总有一些罪案难破。也有作恶者自首，又是恶人先告状，占尽有理有利的上风。
在历史上，有时就是不道德当道，整个社会从制度到统治者，以及人们行为的是非曲直标准，都是不道德的。比如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它的制度，它的大部分领导者，它的道德标准，都是不合理不道德的。这时，叛逆者起来号召人民推翻这个社会，他们被当权者斥骂为“贼”、“匪”、“无道之徒”，而在精神上支持这些叛逆者的，却是真正的、
体现人美好本性的道德——那就是事实上的道德。
广而言之，在人们与对手的较量中，无论政治人物在政坛上的角逐，商业活动中投标、立项、争取批准，军事战争的厮杀谋划，乃至寻常邻里、街坊人家的勾心斗角、争争吵吵，道德始终是一个战场。从谋略上讲，投以更多的注意，就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道德的争斗与谋略表现为宣传自己，揭露对手，争取道义与人心。
道德作用表现为：得人心者得天下，得道多助；干夫所指，无疾而死——大家都恨这个人，这个人就没命了。这是道德正反两面的作用，体现出人心的向背。
曹操要祢衡当众脱下裤子，打着鼓咒骂他、羞辱他时，曹操不杀祢衡。不是不敢杀，而是因为道德名声不能杀。祢衡道德文章的名气，天下人都知道。曹操要做一番大事业，要树立好自己的形象，换取好名声，这样，别人才会拥护他。如果他杀了祢衡，天下人才必不敢再投奔他。出了一时恶气，坏了一生事业，得失道理就在这里。
智慧119红脸白脸都能唱
人生在世，需对付的人各种各样，所以只有一手是不行的。必须做到红白脸相间，也就是一文一武，一张一弛。既有刚柔相济，又含恩威并施。互相包含，各尽其用。
任何一种单一的方法只能解决与之相关的特定问题，都有不可避免的副作用。对人太宽厚了，便约束不住，结果无法无天；对人太严厉了，则万马齐喑，毫无生气。有一利必有一弊，不能两全。
高明的统治者深谙此理，为避此弊，莫不运用红白脸相间之策。有时两人连档合唱双簧，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有更高明者，可像高明的演员，根据角色需要变换脸谱。今天是温文尔雅的贤者，明天变成杀所腾腾的武将。历史上不乏此类高手善用此法之例证。
东魏独揽大权的丞相高欢临死前，把他儿子高澄叫到床前，谈了许多辅佐儿子成就霸业的人事安排，特别提出当朝唯一能和心腹大患侯景相抗衡的人才是慕容绍宗。说：
“我故不贵之，留以遗汝。”当父亲的故意唱白脸，做恶人，不提拔这个对高家极有用处的良才，目的是把好事留给儿子去做。
高澄继位后，照既定方针办，给慕容绍宗高官厚禄，人情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