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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走了这些事渐渐在人的记忆中模糊下来，你的诗和文也散漫在各小本集子里压在有极新鲜的封皮的新书后面，谁说起你来，不是马马虎虎地承认你是过去中一个势力，就是拿能够挑剔看轻你的诗为本事（散文人家很少提到，或许“散文家”没有诗人那么光荣不值得注意）。朋友，这是没法子的事，我却一点不为此灰心，因为我有我的信仰。
我认为我们这写诗的动机既如前边所说那么简单愚诚；因在某一时，或某一刻敏锐地接触到生活上的锋芒，或偶然地触遇到理想峰巅上云彩星霞，不由得不在我们所习惯的语言中，编缀出一两串近于音乐的句子来，慰藉自己，解放自己，去追求超实际的真美，读诗者的反应一定有一大半也和我们这写诗的一样诚实天真，仅想在我们句子中间由音乐性的愉悦，接触到一些生活的底蕴掺和着美丽的憧憬；把我们的情绪给他们的情绪搭起一座浮桥，把我们的灵感，给他们的生活添些新鲜；把我们的痛苦伤心再揉成他们自己忧郁的安慰！
我们的作品会不会长存下去，也就看它们会不会活在那一些我们从不认识的人——我们作品的读者，散在各时、各处互相不认识的孤单的人的心里的，这种事它自己有自己的定律，并不需要我们的关心的。你的诗据我所知道的，它们仍旧在这里浮沉流落，你的影子也就浓淡参差地系在那些诗句中，另一端印在许多不相识人的心里。朋友，你不要过于看轻这种间接的生存，许多热情的人他们会为着你的存在，而加增了生的意识的。伤心的仅是那些你最亲热的朋友们和同兴趣的努力者，你不在他们中间的事实，将要永远是个不能填补的空虚。
你走后大家就提议要为你设立一个“志摩奖金”来继续你鼓励人家努力诗文的素志，勉强象征你那种对于文艺创造拥护的热心，使不及认得你的青年人永远对你保存着亲热。如果这事你不觉到太寒碜不够热气，我希望你原谅你这些朋友们的苦心，在冥冥之中笑着给我们勇气来做这一蠢诚的事吧。
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北平
摘自《大公报》1935年12月8日
亲亲的额吉
作者：桑兰 字数：2883
额吉，是蒙古族人对母亲的称呼。
第一次见她，她正站在门口。我大大方方地叫了一声：“妈妈！”她拉着我的手，眼睛眯成一条细细的缝：“叫额吉！”于是，我就叫她额吉。这一叫，就是十年。
十年前，我和毕力格相爱了，但遭到他父亲的坚决反对。毕力格的父亲是地道的蒙古族人，希望自己的独子也能找个蒙古族姑娘。
毕力格秉承了父亲的固执，他在北京租了一间房子，然后我们领了结婚证。知道我们结婚后，他父亲拒绝和毕力格说话。我们打电话回去，一直是额吉接。再后来，工作忙，打回去的电话越来越少。额吉就打给我们，每次都是话没说出口，笑声就先传到了。
有一次，她一张口就说：“佳佳啊，我学会打电话了，这次是我自己按的！”说完，就笑了。我也跟着笑。额吉跟我无话不说，我知道，她是想有人跟她说说话，于是我就静静地听着，偶尔说说毕力格的坏话。快要挂电话时，她会补一句：“呀！忘了跟儿子说了，下次吧。”
是不是真的忘了，我不太确定，但她先儿媳后儿子的做法，让我很受用。毕力格有时会酸溜溜地说：“额吉满脑子都是你了！”
婚后第一个新年，额吉动员我回草原过年，我一口答应下来。说好腊月廿六动身，但腊月廿那天，毕力格被公司临时派往深圳出差。腊月廿二晚上，我接到他公司的电话：毕力格在高速路上超速行驶，车毁人亡。
恍恍惚惚中，我从火车站到机场，又从机场到火车站，始终无法赶到事故现场。我站在汹涌的人潮中，眼泪一个劲儿地流，鬼使神差就拨通了额吉的电话：“怎么办，额吉？我到不了深圳，他出了车祸，我怎么能不去？额吉……”
只有这一次，额吉既没说话，也没有笑。我语无伦次，不敢确定她听明白了没有。稀里糊涂地挨了三天，她神奇地出现在我面前，默默地摸着我的头发。我俯在她怀里流泪，像个无助的孩子。
处理完毕力格的丧事，额吉陪了我几天。有她在，我感到很踏实。有一天夜里起来，我听到另一间屋里有声音。我轻轻走过去，看见额吉用被子捂着嘴抽泣。我突然明白，老年丧子，她其实比我更心痛，而她却掩饰着伤心来安慰我。
第二天，我细细地打量她，好像一夜之间她老了许多。我故意说：“额吉，你做的饭不好吃。”她很内疚的样子，坐立不安。我狠下心，视而不见。
当天晚上，额吉说：“我想回去了。”我没说话。
我把额吉送到车站，看着她步履蹒跚地走到站台上。转身的瞬间，我的泪水再一次汹涌而下，这一次，是为额吉流的。
额吉走了没几天，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我拿着化验单，在医院门口徘徊了一天，没舍得把孩子做掉。这，也许是毕力格和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点关联。
春节一过，我就辞掉了工作，回故乡找了一份闲职，安心等待孩子的出生。三八妇女节前，我突然接到额吉的电话。那边风很大，她好像在喊：“佳佳啊，换了地方也不告诉我一声！”我无语。她说：“不管毕力格在不在，我都是你的额吉。”说完她就笑，我也跟着笑。一恍惚，我们又回到了从前……
她说：“羊今年能下好多羔，一定让你吃上我做的手扒肉。对了，你家在哪里？”我笑了：“还是你笨吧？知道我的电话，还看不出我在包头？”她一听：“哎！太好了，比北京近多了！”此后，额吉的电话就再也没中断过，我单调的生活多了一份牵挂。
儿子出生后，我腾出时间专心工作。额吉的消息渐渐地时有时无，我开始感到不安，但慢慢地也就习惯了。
儿子四岁那年，额吉突然来电话问我：“能不能到汽车站接我？”我吓了一跳。等我把她接回家，她掏出一大堆奶皮、奶酪、风干牛肉。最后，她从怀里拿出一张照片，喜滋滋地说：“你看。”我扫了一眼，是个陌生的青年男子。她说：“镇上老张家的儿子，在包头当公务员。你要是觉得行，我给你们撮合。”我笑了：“不合适。”她白了我一眼：“你总不能就这么一个人过吧？”我忍了又忍，说：“我早找了，儿子也有了！”
她瞪大眼睛看着我，半信半疑。正在这时，儿子回来了。她推了我一把：“你不对啊！不告诉我，还不请我喝喜酒。”她说笑着，跑去抱孩子。额吉把孩子放在腿上，摸摸他的脸，又摸摸他的手，细细地端详。儿子居然不认生，冲着她笑。我看着，心里酸酸的，却没勇气告诉她真相。
我想，我另嫁他人，又有了孩子，额吉就不必总牵挂我了。这样，其实很好。
额吉回去以后，我在枕头底下发现五百元钱，我把钱给她寄了回去。没过几天，她又把钱寄回来。从那以后，她隔两个月寄一次钱，三五百不等。怕她生气，我只好收下。
每次打电话来，她总是用近乎讨好的口气让孩子叫她额么格（蒙古语，奶奶）：“就一声，就叫一声行不行？”儿子不肯叫，她就很失望。后来，儿子和额吉渐渐熟悉了，两人在电话里唧唧喳喳说个没完。儿子也终于开口叫她额么格，她高兴得直笑，笑声在三米以外都能听到。
儿子七岁那年的国庆节，我准备开始自己的第二段婚姻。我打电话告诉额吉：“以前那个男人对我不好，我打算再婚了。”她高兴得一个劲儿说好。
婚礼前夕，额吉准备了精美贵重的蒙古族服饰前来祝贺。为了表示尊重，我把它作为结婚礼服。额吉很兴奋，大口喝酒，借着酒劲儿给大家唱歌。
回去时，额吉要带儿子回家住几天。送她到车站，我说：“额吉，这么大岁数了，你还要这么兴师动众。”她的脸上沟壑纵横，头发几乎全白了，背一驼，显得矮小单薄。她笑了：“谁让我是你的额吉呢。”
我目睹着车子渐行渐远，想起了七年前，她捧着毕力格的骨灰离开北京的情形。七年后，她再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