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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欧洲的大学明确了自身的立场，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站稳了自己的脚跟。正如雅克？勒戈夫所描述的：“大学与大学成员在政治方面的作用，得到了越来越清楚的揭示。在法国，当统治权从伐罗亚王室转到卡佩王室后人手里时，和百年战争分裂时期；在英格兰，在贵族反对国王的13世纪和王朝更替的14世纪与15世纪；在捷克、波兰或苏格兰的国家建立过程中，在教会大分裂期间和在康斯坦茨与巴塞尔的重大宗教会议上，大学都作为行动者，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巍然屹立。”这一现象说明，先有自己的独立地位，才有发言的价值。自己得成为一棵大树，才有可能拥有一片蔚蓝的天空。自己是一株爬山虎，人家自然就随便地处置你。
北大的精英意识，也与它的官学传统纠结在一起。北大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中最优秀的，所以便有权利决定中国的命运，有权利做中国的主人。追溯传统，它来源于孟子所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而在西方，自柏拉图以来，也有类似的思路。
大思想家卡尔？波普最反感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思路。他终其一生阐明这一思路的危害性。他举了一个例子，受过教育的人和半受过教育的人不断问道：“我的投票与丝毫未受过教育的任何清洁工人的投票一样份量，这难道是正确的吗？难道没有一个受过教育的精英比未受过精英的群众更有远见，因此应当对重要政治决定具有更大的影响吗？”
波普认为，应当无条件地摒弃由聪明人和善人统治的柏拉图式的观念。毕竟谁在聪明与愚昧之间做出选择呢？他强调说：“西方国家所尊敬的无名战士纪念碑是西方信仰的象征——无名对普通无名者的信仰的象征。我们并不询问他们属于群众还是精英：他是一个人，要整体地看待他。”
记得我刚刚到北大的时候，就有老学长反复对我说，我们北大人是最优秀的，我们才有资格管理国家，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很奇怪地问：“他们是谁？”他指了指围墙外面的世界说：“他们在墙外面。”我很不喜欢这种姿态，我想，我就是从“他们”中间来的，我还要回到“他们”中间去，我属于“他们”。许多人把进入北大看作一次加冕，一次黄袍加身——一进北大门，立即就跟原来不同了。我没有意料到这种观念会如此深刻地影响到北大里几乎所有的人，只是有的人对此有警惕和反思，而绝大部分人光荣地把这一切继承了下来，并且心安理得地传给新人。
还有一则很有趣的真事，在一次学生运动中，北大的队伍浩浩荡荡，但是人民大学早已经出发了。不行，不能让别人当老大，北大的学生干部冲上前去交涉，说只有北大才是老大，北大必须走在前面。两个大学的干部们争吵起来，过了很久，人民大学才不得不让步，北大的队伍终于走在的前面。“面子”已经比什么都重要的，这就是“官学”达到背景在背后作怪。这使我想到封建时代，两个官员各自坐着八抬大轿迎面走来，因为官阶相同，两人各不相让，在路上争执起来。最后导致了交通堵塞，他们还是争执不下。于是，闹到皇帝的面前，他们各自拿出若干理由，说明是自己对帝国的贡献大，所以自己应当先走。这时，英明的皇帝也为难了。
五四运动中，是北大最先打出“民主”和“科学”的口号，而民主至今依然没有在北大扎下根来。在北大，有多少人理解民主的真正内涵呢，包括那些名重一时的大学者、大教授？民主不是聪明人治国，而是所有人一起治国。正如波普所说：“是对外面同胞的这种信仰和对他们的尊重，使我们的时代成为我们所知的最好的时代。这种信仰的诚挚被乐于为它做出牺牲所证明。我们信仰自由，因为我们信仰我们的同胞。这就是我们废除农奴制的原因。我们的社会秩序是我们所知道的历史上最好的时代，因为它是最乐于不断改进的秩序。”这段话值得每一个傲慢地对待自己同胞的北大人每天读上三遍。
一直缺乏自身立场的北京大学也是现实政治的热切参与者，但它的参与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失败的参与。北大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很能说明问题。北大自己认为自己走在时代的最前列，谁知不过是领袖手上的一颗过河卒子罢了。1966年6月1日晚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全文播发了聂元梓等七人签名的大字报。播出后，北大全校震惊。至此，北大学生被煽动起来，风风火火地参加到文化大革命中去，成为造反的先锋。但是，当造反造到统治者头上时，所谓“红卫兵”便被他们保卫的对象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1968年7月28日凌晨3时至8时半，毛泽东接见首都红代会核心组负责人聂元梓、蒯大富等5人。毛泽东说：“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的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逍遥派那么多，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不搞斗批改，而要搞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是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说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方法都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毛泽东还说：“现在轮到革命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此时此刻，领袖算是报了当年在北大受冷遇的一箭之仇。这所丧失了独立品格的大学，仿佛是一团稀泥，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学生造反派们这才恍然大悟。这叫做“玩火者终自焚”。8月19日，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北京大学，作为文化、教育和学术机构的北京大学不复存在。
北京大学的官学传统是它身上的一颗毒瘤。欧洲大学中的学者和学生把“学”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来看待，在学术研究和对学术研究行为本身的坚持中获得了完全的自足。这一点，在现代西方的大学的发展历程中，体现得尤其明显。美国伯克利大学的华裔校长田长霖就公开宣称，一所大学，放在第一的应当是研究，科研水平是一个大学的生命线。学生必须学习、学习、再学习，本科生要成为第一流的本科生、硕士生要成为第一流的硕士生、博士生也要成为第一流的博士生。
而对晚清以来的北大学生而言，“学生”不过是一种职业而已。从京师大学堂一诞生起，“职业学生”就成为这所最高学府的一大特色。这群学生把呆在大学里当作升官发财的一个终南捷径，至于读不读书反倒在其次了。北大从晚清以来一直是历次政治运动的中心，这与北大学生“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立场有关，更与北大有这么一大批“职业学生”有关。在辉煌的历史大叙事背后，有许多不那么光彩的因素在内。即使在伟大的“五四”运动中，也有为数不少的谋取私利的“职业学生”混迹其间，捞到不少好处。1949年以后，这种情形愈演愈烈，北大像一列开往深渊的火车，再也刹不住车了。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职业学生在北大简直就是如鱼得水，翻云覆雨，为所欲为。北大人玩校园政治玩得得心应手，在历次学生运动中，谋取私利的人数并不比真正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人数少。而长期以来，前者躲到了历史的幕布之后，不为后人所知。“学生领袖”当中固然不乏雄姿英发的才人俊杰，也有不少卑鄙无耻的小人。把考入北大当作吃政治饭的第一步的人大有人在。
美国第一流的大学被称为“常春藤联盟”，这里的“常春藤”仅仅是指古老的楼房上面的那些绿色植物而已。而北大根深蒂固的官学传统，则使北大的灵魂里掺入了“爬山虎”的因素，在北大漫长的一百年里，这个慢性病一直在折磨着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的多灾多难的大学。
我们时代的精神困境
——关于信仰问题的对话
摩 罗 尹振球 余 杰 任不寐
信仰的危机正在折磨着我们，
一切危机中最根本的危机就是信仰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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