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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说：“我向国君进献帝道、王道，国君说那些事太久了，他等不及，我向国君进献强国之术，国君就特别高兴。”
商鞅终于被秦孝公所重用，他便大行变法，使秦国很快富强起来。
有趣的是，商鞅用来打动秦孝公的那一套强国之术，并不是他本人一贯信奉、矢志不移的政治理想，他其实是一个没有什么政治理想、信念的人，他仿佛像一个走街串巷的货郎，货担里什么货色都有，买主需要什么，他就卖什么，卖不出去的货物就收起来。由于他能迅速投买主（上司）之所好，所以很快便飞黄腾达。
这种人在旧时代官场中实在太多了，他们能适应各种差异甚大的主子、上司，和完全不同的政治环境和气候，他们如同变色龙一样，根据上司的口味不断改变着自己的政治主张、倾向，因而总能春风得意，人们称这种人为“代代红”，“代代香”。
我们不妨再来看看赵高的精彩表演。
“指鹿为马”的赵高，出身卑微，他的父亲因触犯了秦国的刑律，被处以“宫刑”，成为宫中的奴隶。他的母亲也因此受到株连，被没入官府当了奴婢。这期间，赵母在秦宫中与人私通，接连生下了赵高等几个子女，并且都承了赵姓。按照当时的法律，奴隶的后代只能世代为奴，而且，他们兄弟几个也都要一律处以宫刑，在宫中服役。
但赵高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他不甘心永远处于奴隶的地位，他要千方百计地爬上去，以改变不良的命运。但是，怎么才能如意得逞呢？他清醒地认识到，可以利用自己在宫中这个有利条件，接近并取得秦始皇的信任，这样，就会有出头的日子了。
赵高虽然身受宫刑，但智能并不低下。他生性狡黠刁猾，善伺人主之意。他看到，秦自从商鞅变法以来，是一个“以法为教”的国家。尤其是秦始皇，非常推崇法家，并主奉阴阳五行的“五德终始说”那一套。他统一天下后，也认为周是得火德，秦取周而代之，所以应该为水德；水德属阴，阴主刑杀，故严定刑法，“事尤无小皆决于法”，造成秦法特别严苛。赵高看准了秦始皇的这个本质特点，于是，他就“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很快地就精通了当时的显学——“狱律令法”。他能够强记秦朝繁琐的律令，凡五刑细目若干条，都能背诵如流。有时始皇披阅案牍，遇有刑律处分，稍涉疑义，一经赵高在旁参决，无不合津。再加上他又写得一手好字，而且仪表也不错，生得身躯伟岸，强壮有力。
因此，他得到始皇的青睐，感到如果有赵高这么一个既“通于狱法”，而又善于书法、身强力壮的宦官在身边使唤，是再理想不过了。于是，始皇摧拔任命他为中车府令。这是一个负责皇帝乘舆和印信、墨书的宦官头儿。官虽不大，但必须是皇帝的亲信才行，而且它使得赵高有了一个既可接触国家机密，又可以接近皇帝以表现自己获取宠幸的机会。当时，秦始皇为了在全国推行文字统一，把原来繁琐的大篆改作笔画简便划一的小篆，就让丞相李斯写了《苍颉篇》，赵高写了《爱历篇》，太史令胡毋敬写了《博学篇》，作为范文颁行全国。可见秦始皇对赵高的器重和信任。
赵高的第一步打算虽然实现了，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想，狡兔尚有三窟，自己现在虽然得到了皇帝的信用，但始皇百年之后，自己又将何所依归呢？于是，他开始考虑始皇身后谁能继承皇位的问题。他对秦始皇20几个儿子的德行。才能、性情、爱好等各方面的情况，都有细致深刻的了解。
照常理，长子扶苏宽仁忠厚、德才兼备，在朝臣中最有威信，当然是最有可能成为继承人的。可是，因为他屡次谏始皇要宽仁待民、反对以严刑酷法来治理国家，所以常常激怒始皇。尤其是在焚书坑儒的时候，他曾向始皇进谏道：“如今天下初定，黔首（百姓）未安，这些儒生们诵法孔子、习知礼义，您就用这样的重法来惩治他们，恐怕人心不服，天下不安。”这更加激恼了刚愎自用的秦始皇，一气之下，他把扶苏打发到北部边境上郡去当大将军蒙恬的监军。
在其他的儿子当中，赵高发现秦始皇最宠爱的是年仅十几岁的小儿子胡亥。于是他就想方设法宠络并讨好这位娇纵无知、缺乏主见的纨绔公子。他事事处处应合胡亥的心理，满足他的需要，凭着他那见风使舵、八面玲珑、能说会道的本领，很快地就深得胡亥的欢心。始皇见了，也很高兴。后来，干脆让赵高做胡亥的老师，教他书法、文字及狱律令法的知识。
胡亥本来是一个花花公子，又深受始皇娇宠，少不经事，怎肯沉下心来去研究什么法律？所以，一切判决讼狱之事，一概委托赵高办理。赵高深知始皇性情，“乐以刑杀为威”，所以，遇有刑案，总是严词罗织，铸成重罪，以应合始皇之意。一面奉承胡亥，导其逸乐。因而博得始皇父子的欢心，都认为他是个忠臣。
这就使得赵高更加大胆，有时竟招权纳贿，舞法弄文。有一次，事被发觉，秦始皇把他交付蒙恬的弟弟蒙毅审理，蒙毅猜不透秦始皇的主意，不敢询私，于是按律定罪，当判死刑，并废除了赵高的宦籍。不料秦始皇突然改变了主意，他念赵高明断有识，强练有才，办事勤敏，格外加怜，特下赦书，不仅免其一死，而且还官复原职。
这件事造成了一个极为严重的后果，即它使赵高和蒙恬兄弟从此结下了仇怨。使赵高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一旦始皇驾崩，扶苏继承了皇位，蒙氏兄弟势必受到重用，那时，自己的结局将是非常可怕的。这就更加迫使赵高明确地倒向胡亥。只有立胡亥为帝，才能够保持并巩固自己的地位。一心梦想着使秦王朝的江山万世相传的秦始皇，却没有想到，自己这一念之差，竟为他的万世伟业留下一个致命的隐患。
一代雄主的秦始皇，正是由于在他的性格中存在“好庚”的弱点，因而对赵高之流失察；而赵高也正是看透了秦始皇的这个本质。所以，处处投其所好，从而骗取了始皇的信任。
皇帝艺术家虽然不能治理国家，但却很好侍奉，只要摸准了他的脾气，比起皇帝政治家来，那可就好糊弄得多了。在中国历史上，这一类的事例极多，宋徽宗时期的童贯与蔡京，可算得上典型人物。
童贯在太监中是个很特殊的人物，他虽是太监，但却没有一点儿太监的模样。据说他身躯高大，声如宏钟，而且力大如牛，不知怎么弄的，他的嘴唇上居然还长出了几根胡子，有这个得大独厚的条件，就极容易讨到妃子，宫女的欢心，再加上童贯生性豪爽，不惜财物去结纳众人，而且度量很大，一般不去计较小是小非，所以，宫廷内部上上下下都很喜欢他，他赢得了“良好的人际关系”。
童贯善于察颜观色，拍马奉迎的本领直到宋徽宗即位后才发挥得得心应手，他时准机会，一拍即准，终于在徽宗时期发了迹，他主持枢密院，掌握兵权达二十年，他与宰相蔡京互为表里，狼狈为好，权势之大，其实还在宰相之上，由于蔡京是男人，称为公相；而童贯是阉人，所以人们称他为“温”（即“母”）相。
宋徽宗赵佶即位之后，觉得天下再也无人能够“压抑”他的“艺术才华”了，就派遣童贯去搜罗天下名画，以供他观赏摹画。当时，书画艺术最为发达的地区是东南沿海尤其是江浙苏杭一带。于是，童贯就来到了杭州。童贯办这趟差使，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知道宋徽宗酷爱书画艺术，只要能投其所好，肯定会受到宠信。童贯不愧是富有经验而又深谙人情事态的官场老手，他的分析是极有道理的，艺术家往往不领其他理性因素，只要能在情感上相通，便即置一切于脑后了。童贯在苏杭一带把先期名画和时人杰作源源不断地送到宋徽宗的面前，徽宗在大饱眼福之后，对这位使者的尽心尽力也十分感激。
不久，重贯在杭州遇到了逐臣蔡京，蔡京是个奸诈狡猾的投机分子。宋神宗时，他投机于变法派，后来，司马光当权，罢除新法，当时知开封府的蔡京又积极响应司马光，迅速废除了新法，由此获得了司马光的赏识。诏圣年间，哲宗又恢复新法，新党上台得势，蔡京就又积极支持新法。这条行为没有定轨的政治“变色龙”终于在徽宗刚刚即位时，被向太后赶出了朝廷，到杭州任知州去了。童贯此次来到杭州，便与蔡京交接起来，没想到竞是一见如故，十分投机，童贯就想借此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