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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保罗说，“完了之后我可要去吃午饭，我都决饿死了。你们可倒好，酒足饭饱了坐在那儿悠然自得。”
“谁酒足饭饱悠然自得了，”梅森说，“我现在才是泥菩萨过河——搞不好自身难保呢。你快去吧，先把事情弄清楚再说。”
4分钟后保罗打来了电话。
梅森拿起电话只听保罗说：“喂，佩里，我离开旅馆门口开车到这儿，停下车来到电话亭，打开电话亭的门又拨号码找到你，这总共花了整整2分钟时间。”
“该死，”梅森说，“如果是这样，看来不可能是黛安娜离开旅馆后又打了那个电话，除非整个时间都算错了。”
保罗说：“她是最后一个看见博雷活着的人。你也许会被迪拉德的时间搞糊涂了，但是我这个时间可确是实打实的，是分秒不差累计出来的，事实终归是事实。”
“说的不错，”梅森几乎对着电话自言自语说，“黛安娜离开旅馆以后的时间是可以实打实地算出来的，但是她进入旅馆的时间却只是按迪拉德手表的时间算的。”
“假设他的表是按旅馆办公室的挂钟对的，而不是按广播对的，表不准怎么办？”
“证明这些对你有帮助吗？”保罗问。
“任何事情都可能对我有所帮助，”梅森说，“任何有确凿事实的事。”
“否则就只会添乱。”保罗接着说，“好了，我该去吃点儿饭了。”
梅森放下电话，转身对德拉说：“2分钟。”
“也就是说迪拉德的时间差了大约4分钟？”
“是这么回事。”
德拉说：“他摸黑看的表不一定能看清，看错点是很可能的。”
“可这对黛安娜来说，就是生命攸关的事哪。”梅森说。
“这的确有出入，但是就算迪拉德对错了表，黛安娜也在那里呆了至少有10分钟啊。”
“可她说她没呆那么长。”梅森说。
“可别忘了，她承认她在那儿翻箱倒柜找合同来着，”德拉说，“她当时只是大概地估算时间。”
梅森说：“令人讨厌的是那位地区律师，对此事竟采取一副不屑一顾、满不在乎的态度，他认为这宗案子不过是又一例凶杀案的一次例行的初级听证会，没什么了不起的，不出半天准能定案。”
“不管怎么说，”德拉说，“关键的问题是温洛克是否在撒谎，这家人是否在护着他们的养子，谁给了博雷致命的一击，这事发生在什么时候，至于迪拉德的时间是否有误差这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梅森说：“对于说服法庭驳回原告的起诉，解脱黛安娜并同时为她争到相当数量的财产，这方面我是有一定把握的。”
“但是如果我那样做，温洛克会有两种反应：要么起诉我犯有唆使伪证罪，要么至少把这作为今后的一个把柄，想什么时候整我就什么时候整我。”
“如果你不那样做会怎么样？”德拉问。
“如果我不那样做的话，”梅森说，“黛安娜就会受到谋杀的指控。她将被关进监狱等候判决，然后面对陪审团的裁决；与此同时，温洛克太太将会收回她的条件并一口咬定她从没说过那些话。那样一来就形成这种局面：黛安娜一面之辞要面对许多似有根据的证据，面对像乔治·温洛克这种在这一带有相当影响的人的证据。”
“一旦形成这种局面，我就要让公众大吃一惊，让他们知道温洛克就是黛安娜的父亲，并证明他这样做是为了保护他自己。我将对陪审团施加压力，为黛安娜大声呼吁——这样搞好了充其量他们会判黛安娜杀人罪，而不是谋杀罪。这就是我所指望的最好的结局了。当好人做好事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就是代价。真是岂有此理！”
德拉理解梅森的处境，她一言不发只是忧心忡忡地望着他。
17
塔兰特法官说：“时间已到，听证会继续进行。梅森先生，请告诉本法庭您还想为被告继续辩护吗？”
梅森说：“法官大人，这个案子绝非是一个简单案子。其中的奥妙与复杂我暂时无可奉告，但是由此引起被告方的顾虑，实在值得进一步追究。”
地区律师利兰站起身来说：“法官大人，被告方一而再、再而三地拖延时间，我反对再对他们让步迁就。”
“我并不是故意拖延时间，”梅森说，“我只想澄清关于时间方面的一个问题。我想再对证人穆斯·迪拉德提几个问题。”
“有反对意见吗？”法官问利兰。
“坚决反对，法官大人。证人迪拉德实际上带着一种很矛盾的心理。他是被告律师的雇员。出庭作证对他来说本来就是不情愿的，他的证词也被他饰掩得尽量有利于辩护方。盘问到此结束了。该说清的都说清了，至于辩护方要求再传证人进行盘问实属无理，对他们耍的这套把戏我表示坚决反对。”
“这个问题嘛，只能由本法庭裁决。”法官塔兰特说，“梅森先生，您能进一步解释一下吗？”
“好的，法官大人，我来进一步解释一下。按迪拉德提供的证词，被告在10号房间的时间是9点至9点20分之间。然而，警察局的记录上记着他们是在9点13分接到旅馆报告的，也就是说旅馆的老板娘至少是在9点12分去的10号房间，她还接到一个女人打来的电话——”
“梅森先生，您不必继续解释了。法庭的责任是公正合理地解决问题。您的要求可以满足，请再传迪拉德先生出庭作证。”
迪拉德又一次到庭。
梅森说：“迪拉德先生，我想就你记录中的时间问题向你咨询一下。请地区律师把他当时所做的记录给我。”
利兰悻悻地把记录本递给梅森。
梅森站在迪拉德旁边问道：“这些字迹潦草模糊，对此你如何解释？”
“我当时坐在窗前，是摸黑记录的。我不想开灯。”
“你也摸黑看手腕上的手表来确定时间，是吗？”
“我的表针是夜光的。”
“有没有可能你记录的时间误差5分钟？”
“完全不可能，表盘看得清清楚楚。”
“有没有可能误差2分钟？”
“没有。”
“1分钟呢？”
“这么说吧，梅森先生。秒针我是看不见的，但我能看得见时针和分针。我也许可能误差半分钟或45分钟，但我想绝不会误差到1分钟。”
梅森说：“就算黛安娜离开10号房间，上了车，开车到电话亭，给旅馆的老板娘打通了电话；而老板娘又去10号亲眼看了看，然后返回办公室打电话报告了警察；很明显，如果黛安娜是在9点12分离开的，警察绝不可能在9点13分接到电话。”
迪拉德无言可对。
“此外，我发现你的记录字迹都是潦潦草草的，”梅森说，“可是‘一个金发女人进去了’这儿个字，还有她的车牌号TNM148和9：00这些字迹却非常工整。还有‘金发女人出来了，9：12p。m’这几个字也写得非常整齐。你能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吗？”
“这个嘛，我……我想当时可能是移到亮一点的地方写的。”
“那么说来，你不是在被告离开的当时写下这些字的，也许是在后来补上的。”
“不，我是在差不多那个时候写下的。”
“差不多那个时候，还是就在那个时候？”
“就在那个时候。”
“法官大人。”利兰说，“这样提问是不合适的。该问的问题已经问了，该答的也都回答了，被告律师现在是成心找碴儿和证人斗嘴并以势压人。”
塔兰特法官说：“现在的情况有点儿特别。我想问一问被告律师，被告方是不是想说明给旅馆打电话报告10号房间可能出事了的那个人实际上就是被告。”
梅森说：“首先我想声明我绝没有损害被告利益的意思，对您提的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那个电话可能是她打的，也可能是别的什么人打的，这里边时间因素可能是决定的因素。”
“电话不可能是她打的，”利兰说，“打电话的只能是别的什么人，而被告律师是想借时间方面的这一特别情况说成是他的当事人打的电话。”
利兰说话时梅森正在看迪拉德的记事本，显然没注意利兰说的什么。
塔兰特法官说：“梅森先生，原告提出反对意见，您想辩解吗？”
“不，法官大人。”
“我认为该问的问题已经问了，该答的也已经回答了。反对有效。”
梅森转向迪拉德说：“好，迪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