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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有点儿麻烦。老板娘忙着叫警察，而且——”
“你并不知道老板娘在干什么，”梅森说，“你看不见她，不是吗？”
“是看不见。”
“所以你并不知道她在干些什么。”
“我想像得出她在干什么，因为我拿着电话要了她半天才有人答话。”
“你知道电话是通过办公室的总机转的。”
“是的。”
“只有通过总机才能要外线？”
“我给她电话号码，她给我要。”
“当你打电话的时候，你是背朝着窗户的，对吧？”
“我当然不能同时身分两处。”
“太对了，”梅森说，“你在晚上早些时候给西德尼打过一次电话，是吗？”
“没有，我——，对了，等等，我是打过。我告诉他事情有些不妙。”
“不妙是指什么？”
“是指我跟踪的目标已对我产生了怀疑，他从屋里出来，看了我的车牌号。”
“这也是你最后一次见到他？”
“是的。”
“他出来查看你的车牌号时，你给西德尼打了电话？”
“不，我等他转身回屋后才打了电话。”
“回到10号房间？”
“对。”
“这时你才给西德尼打电话告诉他事情不妙了？”
“是的。”
“还说什么了？”
“就说这些。”
“你没和他说你饿了。”
“对，是说了。我问他能不能出去吃点儿饭。”
“他说什么？”
“他说不行。他让我呆着别动。他——我猜想他当时是在你的办公室，正和你讲话，转达你的指示。”
“这段时间你始终都在打电话？”
“没错，都在打电话。”
“背朝着窗户？”
“对。”
“所以说你的记录是不准确和不完整的，你没有记下被告离开10号房间后所发生的事情。”
“就是警察来了，此外没发生过什么事。”
“那旅馆的老板娘呢？”
“哦，对，还有老板娘。”
“你背朝窗户通过总机要外线这段时间里，可能进出几个人。”
“我不是已经说了吗，梅森先生，我不可能身分两处。”
“所以，你知道，当被告在10号房间的时候，傅雷是不在那里的。”
“你怎么这么说？”
“正如你刚才所讲，你给西德尼打电话告诉他大事不好的时候原告可能离开了10号房间；当老板娘进到10号房又连忙出来，你打电话给西德尼说“Hey Rube”时，原告可能又回到10号房间”。
“反正我一直在监视着10号，但是我总不能一刻不离目不转睛地盯着吧。我打电话的时候自然就背朝着窗户，上洗手间时也得离开一会儿。”迪拉德说。
“这么说你不是始终守在窗户旁的？”
“是的。这对我的监视工作来说是正常的，对此无可非议。”
“但是你的记录却不是准确无误的，因为它既没有记录进入10号房间的每一个人，也没有记录离开10号房间的每一个人。”
“我的记录是准确的。”
“你的记录只记了那些你看见进入和离开的人，”梅森说，“但你却无法知道你没看见的进入和离开10号房间的人。”
“要是有的话我会看见他们的。”
“但是你至少去过一次洗手间吧？”
“是的。”
“也许两次？”
“也许。”
“你也没记旅馆老板娘进10号房的时间。”
“没有。”
“出来的时间呢？”
“也没有。”
“问题问完了。”梅森说。
“法官大人，”利兰说，“如果您允许的话，我想就此使这个案子告一段落，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并考虑到被告律师提出的技术性较强的问题，我想叫旅馆老板娘出庭做证。”
“卡门·布拉迪太太，请您向前走并宣誓。”
卡门·布拉迪太太举手宣誓，证明她就是旅馆老板。
“你在星期二晚上去过10号房间吗？”
“去过。”
“什么时间去过？”
“我记录了这个时间，9点20整。”
“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电话铃响了，一个女人的声音说让我最好去10号房间看看，住在那里的人好像病了。我放下电话，走进10号房间往里一看，只见博雷先生躺在地板上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于是我就冲出来给警察打了电话。”
“那么，你可以提问了。”利兰对佩里·梅森说。
“那个女人的电话是什么时间打进来的？”梅森问。
“9点过20分。”
“完了之后你去了10号房？”
“是的。”
“你在那里呆了多久？”
“几乎没呆。我开开门只见那人躺在地板上，就转身跑出门去叫警察。”
“马上吗？”
“马上。”
“你进到10号房时关门了没有？”
“我……我记不大清了，我想我正要关门却见躺在地上的人，我吓了一跳跑上前去弯腰一看只见他还活着，就连忙跑出去叫警察。”
“你怎么肯定电话是9点20打进来的呢？”
“我做了记录。”
“是警察叫你这么做的？”
“是的。”
“那么说你不是当时记录的，即不是在接到电话的时候，而是在后来某时又记下的？”
“几分钟以后吧。”
“几分钟？”
“唔，我打电话告诉警察有人受伤了，他们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说有人打电话说的，于是那个警察就叫我把接电话的时间记下来。”
“所以你就记下来了。”
“是的。”
“那是什么时候？”
“9点半刚过。”
“这么说似是在9点半刚过的时候记下9点20接的电话？”
“唔，我想接电话的时间恐怕还要早一分钟。”
梅森说：“你接了电话，放下电话就马上去10号房间了？”
“是的。”
“然后你又回到办公室，拿起电话找警察。”
“是的。”
“从办公室到10号有多远？”
“不到75英尺。”
“警察告诉你说当时是9点半了吗？”
“没有。”
“那你是怎么肯定这个时间的？”
“我办公室有一个石英电子钟，我按电子钟的时间记的。”
“那个电子钟指的是9点半？”
证人有些犹豫。
“是还是不是？”梅森问。
“不是，电子钟当时指的是9点27分。”
“而你现在却说整整9点半？”
“是的。”
“为什么这样说？”
“警察局记录我是在9点半打的电话，他们的表一般是准确无误的，后来我又对了表发现我们的钟的确不准。”
“你什么时候对的表？”
“第二天。”
“你发现你们的时间与警察的不一致，就重新对了表？”
“是的。”
“我的问题问完了，没有什么要问的了。”梅森说。
“下面我要叫鲍威尔医生出庭作证。”利兰说。
鲍威尔走上证人席。
“你在星期三上午给一具尸体做过尸检吗？”
“是的。”
“你在此之前见过那个人吗？”
“他被救护车送到急救室时，我曾给他治疗过。”
“他当时情况怎么样？”
“已经快不行了。”
“他什么时候死亡的？”
“被送到急救室以后20分钟死亡的。”
“死因是什么？”
“颅骨粉碎性骨折。他被人用一个什么笨家伙砸在后脑勺上。”
“被人用一个笨家伙砸伤的？”
“我想差不多是。”
“颅骨粉碎了？”
“是的。”
“是颅骨粉碎引起的死亡？”
“是的。”
“请辩方律师提问。”利兰说。
“有没有外出血？”佩里·梅森问。
“没有。”
“内出血呢？”
“有。颅腔内有大量内出血。”
“医生，这种伤会不会由于摔倒而引起？”
“我想不会的。被损部分的颅骨是被什么沉重的物体狠狠地击了一下。”
“比如说棍棒？”
“有可能。”
“锤子？”
“依我看，是类似铁棍之类的东西。”
“管子？”
“有可能。”
“你还发现有其它伤吗？”
“我注意到死者的脸上有一道挫伤，不太重，但却是内伤。”
“你是指皮肤青了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