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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三哥给我买的，怎么也不能卖呀！我连眼皮都没抬，张口就说：“不卖。”
哎！谁想到他听了这话，不咸不淡地甩出一句：“不卖拿这儿来干什么？家玩儿去好不好！”嘿！这不抬杠吗？我冲口说出一句：“不是不卖，太贵，没人买。”
“多少钱？”
“二十！”
这就叫斗气儿。价儿开出来了，你买不买？不买你就栽了。谁知这位也是个不吃将的主儿，立马儿掏出二十块钱往我手里一塞，拿起鸟儿就走，临走还说了一句：“这算什么呀？”你瞧？弄得我还挺没面子。倒不因为别的，人家三哥送我的鸟儿，让我给卖了，这说不过去，就跟咱为了挣钱不懂交情似的，我拿着这二十块钱有点儿不知道怎么办好了。三哥在旁边看了个满眼，他倒是不往心里去，走过来佩服地说：“行呀兄弟！三天的工夫五毛就变二十了！我就说嘛，这地方就该着是咱挣钱的地方！”得！我也别解释了，哥儿俩回家喝酒去吧！
往后的一段时间，每次上三哥家串门儿，他家都有新东西。今儿多个车床，明儿添个铣床，后天置个手钻，眼看着工具准备得差不多了，可三哥却黑痩黑痩的。一问他，失眠，脑子里老想事儿，怎么劝也没用。他也说：“我也想睡，睡不着呀！一闭眼这事儿全来了，就在脑子里翻腾。”再劝还急了，“行了，行了！还他妈有点儿别的事儿没有了，说正经的！”弄得谁也不敢劝了。也就是我还能说他两句，但也不敢深说，说多了他不理你了，扭脸到里屋抽烟去了。这事闹的，大家就盼着一切赶紧就绪，干上活儿了，他心里也就踏实了。
又过了几天，三哥来到我家，张口就说：“谦儿，走！跟我拉点儿东西去。”我刚要细问，他不容分说，拉着我就走。到楼下一看，有一辆面包车已经在那里等着了，急忙上了车，把地址告诉司机后，我们出发了。
我一路上经过细问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晩上是他的又一个大动作——当时是1990年秋天，春夏之交时北京刚刚举办了亚运会。运动会筹备和举办期间，全北京为了造势，除了贴标语、拉横幅、挂彩旗、喊口号以外，专门设计了一款装饰用的小彩旗。彩旗一组共有三面，一面是国旗，一面是亚运会会旗，一面是吉祥物熊猫盼盼。三面旗子高二十厘米左右，由细竹棍做旗杆，扇形排列，插在一个木制的基座之上。当时，北京所有出租车的前风挡上都必须摆放这个东西，以壮声势。
您别以为话题扯远了，一点儿都不远。三哥不知怎样找到了这个旗子的设计者和制作厂家，打听到亚运会结束后，彩旗制作停产了，库房里积压了很多旗杆，旗杆都是正经三四毫米的圆竹棍儿，三哥用极低的价格买了下来，厂家也很愿意，堆在那里根本没用，这样既清了库，又挣了钱，所以几乎是白送，今天三哥就是让大家帮忙去厂里把东西拉回来。他说：“用这玩意儿插笼子既便宜，又省事儿！”——好家伙儿！这弯儿绕的！听三哥介绍完事情的起始缘由，我真是由衷地佩服他。差着十万八千里的两件事儿，能让他给拉到一起去，到一起还那么恰当、合理，你说他怎么想到的？
同车的还有老六，车子七拐八拐的，也看不清把我们拉到了什么地方，反正是一个不太宽的街道。说是厂家，实际上充其量算是个小作坊，来人直接把我们带到了库房。这是一间不小的彩钢房，一进门，左手靠墙堆放着很多纸箱，对方伸手打开一箱，里面是一捆一捆的竹棍儿。三哥上前看了看，回头对我和老六说了声：“往车上搬吧！”哥儿仨一起动手，时间不长，就把所有的纸箱都搬了上去，粗略过了一下数儿，怎么也得有七八十箱，装了满满一车。回到家我们把东西卸到房间的过道里，堆满了小半个屋子。看着这些东西，大家都很欣慰。它们的到来，预示着三哥的工作室工料齐备，开工在即了。
当晚回到家，我也碰上了难得一遇的好事。一个哥们儿打来电话，说剧组急招演员，他推荐了我，要即刻动身，越快越好，到苏州拍戏一个月。这对我来说就是天上掉馅儿饼了！又学又玩儿又挣钱。转天早晨把活物儿送到鸟友家里寄养，收拾好东西上了南下火车。
苏州的这一个月，果然如我所料，拍戏任务很轻松。那时像我这样的演员拿簸箕撮，给的角色不会很重，用谁都一样。用你是因为有哥们儿在剧组给你说句话，让你挣点儿钱，仅此而已，因此我有充裕的时间把苏州逛了个遍。狮子林、拙政园等，各个精美的园林一个不落，最后连周庄都去玩儿了一趟。一月之期转眼即过，拍戏任务圆满完成，旅游目的也达到了，还采购了很多当地的特产，兜儿里揣着几千元大钞，大包小包地回到了北京。
进门儿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要去三哥家里看一看第一批成品如何，我放下东西直奔楼下三哥家，谁曾想撞锁了，一下午去了三四趟都没人。干什么去了？直到晩上还不见人影儿。等到快八点了，估摸着老六下班了，我来到了老六家。老六和三哥住一层楼，拆迁时凡成家立业的都分了房，三哥住三号，老六没成家，跟父母一起住一号，一个三居室。见三哥家门紧闭，我转身敲开了老六家的门。和老人打过招呼之后，老六直接把我拉进了他自己的小房间，还没坐定我就问：“三哥干吗去了？这一天都没着家！”老六赶紧把屋门关上，小声跟我说：“三哥住院了，精神分裂症。”
“啊？！怎么得了这病了？”
“咳！就是弄上那事儿以后，可能是太上心了，魔怔了，成宿成宿地不睡觉，他说耳朵边儿上老有无数的人和他说话，给他提问题，他老得想事儿。后来脾气也变了，说急就急，有时候都不知道因为什么，无名火，逮谁跟谁来。家里人看着不对劲儿，想带他看去，他死活不去。后来是骗他，说是给老太太拿药去让他跟着，这才把他骗到医院。到那儿就让大夫给留下了，现在在安定医院住着呢。”
“你去看了吗？他现在怎么样？”
“不让探视。”
这个消息实在让我难以接受，生龙活虎的一个人，怎么说病就病了？而且还是精神病。在我的思想里，谁得精神病三哥都不会得精神病，多聪明的一个人呀？可不接受也得接受，事实就在那儿摆着呢。我又问了一些三哥住院之前的状态、情况，老六一一回答，之后就是沉默。现在不管我们说什么对三哥都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因为人已经住院了。
三哥在安定医院这一住就是大半年，连春节都是在里边过的。三十晚上我去老六那儿给老人拜年，也尽量避免提及此事，以免老人伤心。这期间，谁也没有心思玩儿了，什么钓鱼、逮鸟儿、捞虾米，一切活动都停止了。直到转年的七月份，我才听到了三哥出院的消息。
听说三哥出院了，我迫不及待地来到了他家，说实话，这半年多我是真挺想他的。一方面，多年的哥们儿，又难得能这么说得到一起，玩儿得到一块儿。他病了这么长时间，我很想了解一下他的近况，叙一叙事情的始末缘由，说一说病情的来龙去脉。另一方面，是我把三哥带到鸟市的，从此之后他才慢慢误入魔道、疾病缠身，在我思想深处一直埋藏着一种负罪感，始终觉得三哥的病多多少少与我有着必然的联系，这半年多我一直不能释怀。因此，我只有亲眼看到了三哥的痊愈，方能驱散心理的阴影。
开门的人正是三哥，见到是我他嘴角边挤出了一丝微笑，冲我说：“谦儿来了？屋里坐。”边说边把我让进了屋里。屋中还是他住院之前的老样子，过道墙角上堆着成箱的竹棍儿。各种的木工床子散放在屋内，上边落满了灰尘，再不似先前看到的那般锃光瓦亮，一看就是长时间疏于打扫所致。三哥住院期间，三嫂带着儿子回娘家住了，房屋长期空置，也没有了之前那种浓厚的生活气息了。三哥倒是胖了，也白了，但脸色中不带一丝红润，让人联想到影视剧中描写的精神病院里的场景，衣食无忧，但没有自由，缺少运动，长期生活在医生的监控下、药品的浸泡中，虽然体胖，但绝不是健康肤色。
三哥见到我之后，没有惊喜，没有兴奋，没有生气，也没有埋怨。他让我在沙发上坐下，顺手递给我一支烟，自己也拿了一支，点燃之后，便不说话了。既不回忆从前，也不介绍眼下，更不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