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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历很自然地将自己推出来作为一个榜样。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纠正某一翻译上的错误，或直接用满语向某一候选官员提问。对于有关军事事务的满文诏渝的汉文译文，弘历极为挑剔。准噶尔之役编年史的编撰者在处理译文时过于自由发挥，使满文原文“意义尽失”，便受到了弘历的严厉申斥。在这个问题上，弘历对于忠实于满文原文的强调，当然不是为了卖弄学问，而更是将之当作驱邪护身的一种法宝。
除了只有驱邪护身的力量外，在敏感的国家事务，尤其是军事事务上，满语还可作为机密语言使用。1767年，弘历派遣为自己所信任的皇族成员福灵安（弘所的连襟福恒的长子）就远征缅甸之役停滞不前之事进行调查，，福灵安送会的奏折系用满文写成，揭露了此役统帅杨应琚和李时升的奏报全系“虚捏”。杨、李两人后来均被逮捕处死。在这里颇为重要的是，在一个以汉人统帅为调查目标的案子中，使用满文为一个本来就相当机密的通讯体系又加上了一层保密因素。 ①☆★☆★☆★☆★①弘历讲到，他曾对杨应琚寄于极大的信任，但却从他奏折中的种种“不合之处”发现了问题。他担心的是，杨应琚因有疾在身而受到下属欺瞒。弘历因而派遣福灵安及一名御医，同往前方探查杨的身体状况。“降旨福灵安，就近亲赴军营，将彼处实在情形，查明具奏。”福灵安的调查显示，缅人确实蒙骗了杨应琚，并乘机侵入大清境内；而李时升的战报则完全事虚构的。弘历在自己的怀疑得到了证实后，又加上了颇富色彩的一笔，以贬低福灵安所从事的侦查活动的重要性。杨的欺罔之言之败露，“实由天意昭彰”“先前并没有人对杨的行为提出指摘，而福灵安又故意等到回京后才当面作出报告，“朕复传旨询问，伊始将所知彼处实情一一入告。此皆抑赖上苍默佑，启迪朕衷，得以先凡烛其情伪，不致于贻误，并非因福灵安此奏折”。福灵安的奏折原系用满文写成，此刻又“俱着译发，并谕中外知之”。《清实录》第781卷18页，乾隆三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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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问题
既恐惧又不信任，既赞叹不已又满怀妒忌，这便是满人对于江南的看法，而叫魂危机正是由江南而起的。在这个“鱼米之乡”，繁荣兴旺的农业与勃勃发展的商业造就了优雅的气质和学术成就。北京大部分的粮食供应，是经由大运河从江南运来的。因此，几百年来，帝国的统治者们便发现，他们需要不断地同江南上层人士争夺那里多余的粮食。同样令北京统治者感到头痛的，是如何才能建立起对于江南踞傲不逊的上层学界的政治控制。江南的学界精英所期期以求的并不但仅是在科举考试中占有一席之地或获得高官厚禄。如果有什么人能让一个满族人感到自己像粗鲁的外乡人，那就是江南文人。面对这个久已存在的江南问题，在处理这种爱恨交织的关系时，弘所以自己的方法表达丁自己的看法。凡在满族人眼里最具汉人特征的东西均以江南文化为中心：这里的文化最奢侈，最学究气，也最讲究艺术品味，但从满人古板严谨的观点来看，这里的文化也最腐败。
正是因为江南文化有着种种非常吸引人的地方，它才对满人的价值观念——那种弘历喜欢想象的价值观念——构成了威胁。
如果满人在中国文化面前失去自我的话，那么，正是江南文化对他们造成了最大的损害。
皇帝本人既为江南所吸引，又为江南所排斥。在访问江南后，弘历将江南精英文化的一部分移植到满人在承德的夏都，予以尊祟。但除了精巧与优雅外，江南也意味着堕落与汉化。江南颓废的文化正在葬送到那里就任的优秀官员们，不管他们本是旗人还是汉人。 ①长江下游的社会既奢侈又腐化，如同糖果腐蚀牙齿一般腐蚀着人们的美德。大学士刘统勋的儿子刘墉（这当然是北方的一个好家族）在刚刚担任了一任江南学使后，于1762年就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份措辞严峻的奏折。他对江南已经商业化的富绅在力量与影响上超出了政府控制能力的情况作了描述。“生监中滥事妄为者，府县官多所瞻顾，不加创艾。”
官吏们“既畏刁民，又晨生监，兼畏胥吏”，结果使枉法的人得到开释，而官府则对极端的行为熟视无睹。由于地方上层人士势力强大，府县官吏为明哲保身，学会了对麻烦睁一眼用一眼的精妙技巧。弘历批示道：刘墉“所奏实切中该省吏治恶习”。江南士民风尚本来便“浮靡喜事”，再加官吏姑息放纵，“遂致渐染日深”，达到了“牢不可破”的地步。
弘历接着写道：“近年封疆懈弛，直省中惟江南为甚，此固非刘墉一人之私言也。”两江总督尹继善和江苏巡抚陈宏谋便是不好的样板。这两人在这一地区任职时间最长（尹继善六年，陈宏谋四年），但两人均以“无事为福”为信条。两人都有丰富的行政经验，但“上和下睦”已成为他们为官的习惯。再加“其下属又大半往年旧属”，他们已惯于为之文过饰非。上司对下属酌监督极为松散，以至于那些贪官污吏敢于串通一气，”有意延搁公事一。尹、陈两人对这种混乱局面的形成难逃其咎。如果像他们这样的高官能身为表率，其下属又怎敢为非作歹？他们必须对“怠玩相沿如刘墉所奏”的官吏“据实参处”。如果他们只是以此来对付自己的政敌，则“更难逃联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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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弘历喜欢向江南官员们指出，在进入江南这十高度腐化的环境“以前”，他们还都是有良知的官员。甚至连两江总督高晋这样深受信任的老臣，也受到过“实属昏惯糊涂”的苛责。《清实录》，第751卷第6页（1766年）。‘w‘r‘s‘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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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的堕落甚至侵蚀了诸如尹继善这样的满族中坚分子，更不必说像陈宏谋这样的汉族资深官僚了。江南的乌烟瘴气渗入了各个层次，从省级大员到县级官员，无不为之波及。为使官员们避免受到地方影响而设计的回避制度，也难以抵制在道德风气败坏的长江下游地区长期为官而受到的侵蚀。如果说，江南文化对满人来说是一个陷阱，那么，素质本来就差一些的汉族官吏（甚至是最优秀的汉族官吏）就更容易受到感染了。放纵、任人唯亲、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小心翼翼以及优柔寡断，等等，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了官员们在与皇帝的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