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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引了十七世纪英国在过个问题上的精神病专家查尔斯·伯格的看法。骑士们蓄长发，性征突出，缺乏自我约束；而圆颅党人却留短发，性征受到限制，并有严格的自我行为约束。霍尔帕克反对李奇将短发与性抑制联系起来的看法，但他自己的假设对头发与社会纪律关系的说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剪发表示社会控制（在象征的意义上同社会控制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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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所要求的发式以后，除非割去他的辫子，便难以通过他的发式对当局提出突然并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挑战（因为前额头发的生长是需要时间的）。很显然，要迫使别人因发式而卷入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抗命，最容易的办法便是割去他的辫子。 ①再则，当某个人并非出于自愿而被别人割去辫子时，他的心中又会作何感想？由于别人的行动，他的全家却陷入了被政府满门抄斩的危险境地！当我们试图对1768年人们为什么对割辫的妖党术士怀有那么大的恐惧作出解释时，不能排斥这种焦虑所起的作用。
然而，迄至妖术大恐慌爆发之时，作为削发令要求之一的蓄留辫子，其实一直远不如剃光前额那么重要。②弘历面对谋叛弘历的盛世，看上去离那些血腥的日子已相去甚远。如果剪人发辫确实是一种谋叛的行为，亦即是对满人统治地位的一种象征性的反抗，那么，这是一件无论是北京或省里的官员们都不愿公开与之发生对抗的事情。那些种族间充满仇恨的日子不是已经为一个平静和谐的大一统帝国所取代了吗？与这种情绪相适应，在叫魂危机发生的头六个星期里，弘历在与各省官员的秘密通信来往中没有一处提到剃发这件事。他所一再提及的只是妖术问题。在这个大一统帝国，这是一个不管由谁担任统治者都会遏到的古老问题。然而，剃发问题决不会长久地被埋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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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过这样的事：反清志士强行割断遵从满请法令的农民的发辫。
②近代一个与满洲剃发要求相近的事件是1949年共产党人在全国范围内对人们的服式所作的改变。“中山装”（西方人误称为“毛装”）与俄国式的劳动帽明白无误地提醒人们：被征服者必须以遵从征服者的风格来表明自己的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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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定的时候，皇帝的另一副面孔也会展现出来：在对其外来异己性质的象征性挑战面前，这个外来人的政权从来便是极为敏感的。
满清统治者所使用的语言，既表现了大一统帝国宽广的普世主义，又反映了他们作为少数种族狭隘的防卫心理。身为一个统治着庞大帝国的少数种族，满清朝廷必须两者兼备——既必须从普世主义的角度，又必须从种族的角度来表现出自己高人一等的优越性。要解决满清政权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两者都是必不可少的。他们既需要以具有合法性的皇族身份来统治这个大帝国，同时也需要维护征服者精英层本身的凝聚力与活力。作为大一统帝国的统治者，他们权力的基础并不在于自己的种族特性，而在于德行与文化上为人普遍接受的规范。但是，要作为一个握有权力的少数种族而生存下去，他们自己的种族特性不仅需要得到保护，还需要受到颂扬。弘历相信，正是由于满人可贵的种族传统，他们其实能比汉人更好地统治中国，也特别有资格将儒家的道德箴言融人帝国的统治之中。满清朝廷因而需要两个展现言辞的舞台，一个用于表现政权的普遍性，另一个则用于捍卫政权的种族特性。然而，谋叛的行为却使满清朝廷面临微妙的选择。谋叛者对于满清王朝提出的挑战往往会突出种族问趣，强调因为满人是外来人，他们的统治也就是不合法的。因此，谋叛的案子并没有为颂扬满人特性提供一个特别有利的舞台。
弘历的风格，是尚武的满人种族特性与普世主义文化的一种不太和谐的混合物。他希望将满族特性变为帝国机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君权既要成为满人文化完整性的保护者，又要成为多种族霸权的一种象征，其正当性则应通过普遍性的儒家言辞得到证明。作为满族德行的捍卫者，弘历采用的方法有二：第一，他要在种族问题的真正细节或只具有象征意义的小处均让汉族文人感到惊恐不安；第二，他要通过向自己的满族同胞宣讲本族尚武的传统和优越的品质，来激励起他们的种族意识。
可是，一旦涉及到真正的谋叛阴谋事件时，再提及种族问题便不但危险，甚至还带有刺激性。弘历处理乾隆十六、十七年间两个严重谋反事件时的态度便生动地表明，当他真的相信满清皇朝面临危险时，他会多么小心翼翼地对具有种族象征意义的问题——尤其是对极为棘手的削发问题——保持沉默。
伪稿案。当弘历年届四十，已是一个在位十六年的老练君主的时候，他遇到了一场危机，其根源十分复杂，以至于我们至今仍不能完全理解。1748年春天，他所钟爱的孝贤皇后去世了。同年，传来了征服四川金川土司之役用兵失利的消息，从而揭示了满清军事机制存在着无可质疑的弱点（弘历极为震怒，下令将两名最高级的官员斩首）。然后，在1751年，他像自己的皇祖父那样，以炫耀宏大的皇家仪态首次出发南巡。悲哀、沮丧、加上华丽浮夸，为他统治中的这个关节点带来了一种充满火药味的特殊气氛。应在这前后，弘历遭遇了他治下第一场煽动叛乱的严重危机。
这一危机包括两个不祥的事件，一个与上层文人有关，另一个牵涉到的则是普通百姓。但这两个事件在时间上可疑地接近。所谓“伪稿案”和马朝柱起义的相像之处，只在于这两个案子最终均未破获。然而，它们明显地向朝廷敲响了警钟，因而会使人设想，当这两个事件发生时，中国的社会与政治一定极不稳定，绝不可能处在历史上最为成功与繁荣的政权统治的中期。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两个事件之间存有联系，但在弘历的心目中，两者却肯定是被连到了一起的。这两个事件结合在一起，动摇了弘历关于“外人统治”问题已得到了一劳永逸的解决的信心。在处理这两个事件中的任何一个时，弘历即便在秘密通信中也不敢无所顾忌地提及其中所涉及的种族问题。
那是在1751年8月，一份奇怪的文件引起了贵州一位地方驿传官员的注意。这是一份据称由时任工部尚书的高级官员孙嘉淦（1683年生，1753年卒）所拟奏折的抄件。在其官僚生涯的早期，孙嘉淦即以敢于向弘历的父亲胤禛提出直谏（而胤禛则不落俗套地对之予以褒奖）并对官吏的不法行为提出尖刻的批评而闻名于世。云贵总督将这份在贵州发现的“奏折”上送北京。根据他的一份秘密报告，这份“奏折”中充满了“诬谤”与“虚捏”之语；在其末尾，甚至还有皇帝赞同的御批（而这是完全不合情理的）。在此后的几个星期里，皇帝又接到了来自大清帝国相距甚远的不同地方的许多报告，在那里出现了其他的抄件。到年底，搜寻“伪稿”始作俑者的大网巳在全国张开。数以千计的人被捕入狱。令人吃惊的是，近在京师的学衙，远至西南边疆，伪稿抄件均有发现。因拥有或转抄伪稿而受到指控的人，则从高级的省级官员到商人、僧道、绅士无所不包，甚至还有旗人。逼供产生了许多虚假的线索，但最后，江西巡抚于1753年1月宣布将一个名叫卢鲁生的千总逮捕归案。不久，军机处的一个审议庭便宣布他即是该案正犯，在卢被凌迟处死后，弘历便宣布此案已经结案。然而，漏洞百出的证据以及“正犯”的匆匆就刑，使这个案件的“解决”充满疑点。可是，伪“奏稿”的实质内容及其广泛传播，却为我们理解弘历在谋叛问题上的困惑提供了线索。到那个时候，虽然连“街上的脚夫”都知道伪稿中写的是些什么了，它的抄件却未能保存下来。弘历对所有被发现的抄件进行了彻底的焚毁，甚至连军机处的档案中都没有一份抄件留档存底。对弘历来说，伪稿的内容一定是太羞辱而太难以容忍了。其他有关的证据表明，这份“奏稿”列举了“五不解十大过”，对弘历本人及与他接近的官员们进行了严厉的个人攻击。
它似乎也间接提及了因弘历的首次南进而带给各地的沉重财政负担。它可能还抨击了弘历对几位高级官员，特别是对汉军旗人出身的将领张广泗的严厉处置——1749年，张因为在征伐金川之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