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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怀抱着那些书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当晚做了个梦，在梦里，我的表姑父——赛斯。沃勒，将酸液倒在左臂上，腾起一股焦糊的气味。
接下来的两天，杨克都没有打来电话，我决定不再等待，按照《在中国》的提示，逐个儿拜访相关人士。
我很侥幸地从手稿中发现了刘罡明队长的家庭住址。他恰好是这个案子的全部知情者，从他的口中，也有可能得知其他相关人物的联系方法。我满怀希望，敲响了刘队长家的房门。
时值2005年2月10日，农历大年初二，我拎着礼品盒与果篮，心里多少还是有些忐忑：该不会家里没人，刘队长出去串亲访友了吧？
我的担心总算还是多余的，没多大工夫，房间里面传来脚步声，一只眼睛贴在窥视孔上向外观察。有那么一瞬间，我感觉自己仿佛变成了手稿中麦涛，对着那只眼睛，身上不由一阵寒颤。
我能感觉到对方有些犹豫，总还是把门打开了，站在门口的是位中老年妇人，五十多岁的样子，看到我的金发碧眼，她脸上很显然还带着惊讶。
不等她开口询问，我便微笑着抢先说话：“您好，刘太太，我叫艾薇，是赛斯。沃勒的朋友。”
“你是……”刘太太对赛斯这个名字感到陌生，我急忙改口说：“啊，他在中国的名字叫艾莲，最近几年都没能回国，所以这次委托我来拜年。您还好吗？”
任何人，对客气都没什么免疫力，可我仍然发现，刘太太脸上的笑容是勉强挤出来的，似乎很久没有笑过，十分僵硬。她把我让进屋里，不错，正如书稿上记述的，房间很宽绰，却也显得空空荡荡的。因为楼道里漆黑一片，这时候我才得以仔细观察刘太太的面容，与赛斯的描写十分接近，只是过了5、6年，她的脸上掩饰不住衰老的迹象。
接下来的几分钟，是完全不着边际的客套话，比如我在中国做什么之类的。刘太太不容拒绝地为我沏了一壶热茶，随后很不好意思地揉搓两手，抱歉说家里没有咖啡了。
我不时抬头看看墙上挂着的大幅照片，居中的自然就是刘队长——有他的“M”头型为证，左面是刘太太，右边是个长相可爱的小姑娘，大约十六七岁，正是他们的女儿刘颖。
“你大老远的过来，真是太客气了。不知道艾莲在你们那边过得好么？”
“啊，是的，很好，”我意识到自己走了神，低下头双手捧住茶杯——其实是打算捂捂冻僵的手，“他过得很好，两年前结了婚，婚后生活也很幸福。只是工作很忙，他就拜托我来看望您和刘队长。”
胡说，全是胡说八道！我有这样的毛病，一不留神就顺嘴瞎说，还面不改色心不跳。可我又有点儿得意，认为自己很会说话，有礼貌，像是个非常非常地道的中国人。刘太太的反应出人意料，只轻声回了一句，“是么，那就好。”
这算什么？我思索如何运用言语的技巧把话题重新带回来，正在这个时候，她突然说：“艾薇，如果我的女儿还在身边，也该有你这么大了吧。”
什么？这话该怎么解释？我对刘太太忽然吐露心事并不太惊讶，只是，刘颖出了什么事儿？她为什么这么说？
忽然间，我意识到事情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简单，五年中一定还出现了别的变故，“您的女儿？”我干巴巴地蹦出这句话。
“她走了……”刘太太再次出乎我的意料，她的表情十分宁静，这说明她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可事实究竟是什么？她的女儿离家出走了，或者是……死了？
“好了，我们不谈这个，”刘太太温和地注视着我，似乎看出了我的尴尬，“喝口茶吧，暖和暖和。”
我只好应声端起杯子，也算是扫扫自己的窘困状况，半天没敢吱声。我再次观察她的面容，这一回给自己找到了理由：她的衰老，很可能是因为家庭悲剧造成的。
“是啊，这茶很好喝，”我总是说错话，茶的好坏在此时有什么关系？可要开始的话题总得继续，“刘太太，不知道该问不该问，刘队长是不是出去拜年了？”
“他也走了……”
还是那份该死的宁静，这一次倒没有造成我的理解错误。刘队长这把年纪，以中国人的性格，是断然不会玩儿什么离家出走的把戏了，唯一的解释就是：他已经死了！
这和书稿里的不同！死了的人不应该是刘队长，而是……
或者，最后他们都难逃一死。当然，每个人都免不了要面对死神，可他至少不该来得这么早……
——妮可尔。威廉姆斯
第八章 蜻蜓
1999年6月12日的晚上，以及随后的两三天，艾莲全面介入了案件的调查工作：先后考察了现场，与证人见了面，又拜访了被害人王小姐在北京的亲属，阅读了警方以及法医关于此案的所有记录；最后，在15日的晚上出席了第三次重案组会议。当晚，艾莲只提到了三个问题。
首先是关于现场的推测：艾莲认为，凶手先行进入被害人的家，等待被害人归来，然后实施罪行。阳台和窗台都没有发现攀爬的痕迹，证实了凶手必然以房门作为通道。他可能有被害人的家门钥匙，也许有其他巧妙地窍门手段，当然，手法一定要很利落，不然在这样狭小的老楼区很容易被熟识的邻居给发现。不论如何，从作案效率来看，凶手很可能和被害人有生活上的交集。
接下来的问题是，作案动机。因为眼下只有一起案件，信息少之又少，艾莲本人也对凶手的某些行为一筹莫展——诸如绞杀、割手指、毁坏头部之类的，他提出复仇的观点。凶手和被害人之间必然存在某种联系，而这种联系的发生时段并不一定是最近两年。因为警方已经询问过楼群的居民，得知被害人在此居住的期间并没有过从甚密的朋友，那么被害人与凶手之间的联系，可能早在搬到这里之前就存在了。这样并不大严谨的推测，立刻引发了在场多数警员的疑惑——尽管他们并没有说出来，如果被害人与凶手只存在两年以前的关系，那么，他又如何得知被害人新的住处，更不要说如何获得房门钥匙？对此，艾莲也莫名其妙，推测总归只是推测，甚至说是直觉更加合理。如果硬说有些证据的话，那就是他指出在现场发现的被害人与某个女孩儿的合影，纸质显得有些陈旧，应该是在几年前拍摄的。
最后，艾莲使用投影仪再一次地展现了那张合影照片，并断定，被害人身边的那个女孩儿，一定就是本案的关键。这个判断也是接着上面那个成立的推论的后续，他认为，凶手留下了这张照片，目的何在？被害人的脸部被画了红色的圈，而身边的女孩儿却没有，这说明被害人也许并非在做什么杀人预告，而是告诉所有的人，他杀人的理由就在于此。同时，他提出，这个女孩儿警方是不可能寻找到的——或者找到了也没有用——她应该已经消失了，至少无法提供凶手的信息——否则凶手就是在作茧自缚了。如果说，她消失了是比较合理的解释，那么接下来的事情也就很好理解了，凶手正是因为她的某种缘故才要进行报复！而警方在报纸上刊登了她的照片，却一直没能得到有关线索，也是很好理解的。第一，这女孩儿可能消失了，第二，她也许并非本地人，第三，随着网络等另类媒体的兴起，那些可能和这女孩儿有关系的年轻人并不会经常关注报纸这种传统的宣传媒体；最后，即使有人已经看到了报纸，却因为某种理由而不可能来联系警方——比如说，她是某个医疗事故的被害者……最后，艾莲提出了建议，如果不想等着下一起案件发生，那么警方倒不如捏造出一些罪名，对照片上的女孩儿下达全国通缉令，说不定会有所收获。
艾莲全部的观点表达完，在座的人一片嘘声。人们往往有一种习惯，当他们发现全心期待的事物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之后，便常常呈现出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艾莲的说法，在很多人看来，简直是外籍教授在某个演说会上的即兴发挥，既没有实际证明，又没有明显的主题，只是沿着自己的思路做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