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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太太一边把桌子搬回门边。一边注意听她说话。“汽车怎么办呢？”
“没关系，看着点就行。”
“她都好吗？”
她们在房间里，快要到前门了。“她会平安无事的。我想她过两天就会回来。谢谢你，陈太太。”
陈太太关上门，上好门栓，从小窗口朝外看。艾丽斯在人行道上，消失在黑夜中。
艾丽斯步行了三个街区，上她的车子。
艾丽斯把车子停在波伊德拉斯街，离开她原定的停车地点太远了，她急匆匆赶到法国区深处的圣彼得街的座无虚席的牡蛎馆子的时候已经迟到了一小时。没有空桌，顾客都拥到长条柜台前面，已经挤了三层。她退缩在卖香烟机器的一角，在人丛中寻找。
一个服务员径直向她走来。“你在找另一位女客吗？”他问她。
她迟疑了一下。“对了，是的。”
他指向柜台的20
加西亚打来最后一次电话。格兰瑟姆在星期六天亮以前接到电话，也就是他们预定首次会面的两个小时之前。他不干了，他说。不是时候。如果消息公开出去，一些很有势力的律师和他们的巨富顾客要跌得很惨，这些人都是不甘心跌交的，他们还要拖人下水，加西亚难免要遭殃。他有妻子和一个小女儿。他有一个工作，这个工作他还甘心忍受下去，因为收入很高。干吗要冒险呢？他没有做过亏心事，他的良心是清白的。
“那么你为什么老是给我打电话呢？”格兰瑟姆问他。
“我认为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被杀。我不是很有把握，但是我有一个很合理的想法。我看见了一些东西，好了吗？”
“我们这样交谈已经一个星期了，加西亚。你见到过一些东西，或者是你有一些东西。如果你不让我看一下，你说的东西就一无用处。”格兰瑟姆翻开一个文件夹，拿出七张通电话的那个人的五乘七英寸的照片。“你是受到一种道德感的驱使，加西亚，那就是你要找我谈的原因。”
“是啊，但是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他们知道我已经知道了他们的秘密。他们对我的态度很滑稽，似乎要问我有没有看见过，但是他们又不能问我，因为他们确定不了。”
“这些家伙都是你公司的人吗？”
“是的。不，等一下。你怎么知道我在公司里，我没告诉过你这个。”
“这很容易。你上班的时间很早，不会是政府的律师。你是在一家有两百个律师的公司里工作，这一类公司都要求合伙的律师和低级的合作律师每周工作一百小时。你第一次打电话给我就说过是在上班的路上，那时候是早晨5点钟左右。”
“很好，很好，你还知道什么别的？”
“不多。我们是在玩游戏，加西亚。如果你不情愿谈，那就把电话挂掉，别来找我。我还得睡觉。”
“祝你美梦。”加西亚挂掉电话。格兰瑟姆看着听筒。
过去八年中他三次不让电话号码刊登在电话簿上。他靠电话生活，他的大新闻都是凭空从电话中得知。但是在一次大新闻之后，或者在一次大新闻的期间，也有过上千次无足轻重的电话，打电话的人都是那些感到非要在晚间把他们滚烫的小新闻告诉他不可的人。人们知道他是一个宁死也不会吐露新闻来源的记者，所以他们就不断给他电话，等到他觉得不能忍受了，他便装了一个号码不上电话簿的电话，于是便有一段来源枯竭的日子，然后他又得赶快让电话号码上电话簿。
现在电话簿里有他的名字：格雷·S·格兰瑟姆。整本电话簿里仅此一人。他们可以在每天十二小时的工作时间里找到他，但是打电话到他家里去，那就有秘而不宣和私下交往的色彩。
他为加西亚生气了30分钟，然后便睡着了。这时候电话又响了。他在漆黑中摸起话筒。“喂！”
这次不是加西亚，是个女的。“你是《华盛顿邮报》的格雷·格兰瑟姆吗？”
“是的。你是谁？”
“你们还在报道罗森堡和詹森的新闻吗？”
他在黑暗中坐了起来，看看钟。5点30。“这是大新闻。我们有许多人投入进去，不过，是的，我在做调查。”
“你听到过鹈鹕案卷吗？”
他深吸一口气，想了想。“鹈鹕案卷？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一篇于人无害、微不足道的分析介绍，关于是谁杀了他们的问题。上星期天一个名收托马斯·卡拉汉的人把它拿到华盛顿去，此人是图兰大学的法学教授。他把它给了一个联邦调查局的朋友，经过几个人传阅，事情突然闹大，星期三晚上新奥尔良的一颗汽车炸弹把卡拉汉炸死了。”
台灯已经开亮，他赶快写下来。“你在哪儿打的电话？”
“新奥尔良。付费电话，你不必麻烦。”
“你怎么知道这一切的？”
“案卷的摘要是我写的。”
他现在完全清醒了，眼睛睁得大大的，呼吸急促。“好的。既然是你写的。告诉我它说了些什么？”
“我不想这么做，因为你即使得到一份复印件，你也不能刊登这篇报道。”
“何不试我一试。”
“你办不到。你得予以彻底证实。”
“好啊。我们报道过三K党、恐怖分子卡迈尔、地下军、雅利安人……”
“不行。你说的这些人都不相干。他们都是明摆着的。案情摘要所说的是一个看不见的嫌疑犯。”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此人是谁？”
“也许过些时候。你们好像有许多神秘的消息来源。我得瞧瞧你们能查到什么。”
“卡拉汉是容易查出来的。那是打一个电话的事情。给我24小时。”
“星期一早晨再给你电话。如果我们正经讲交易的话，格兰瑟姆先生，你也得向我透露一点什么。我下一次打电话的时候，你得说点我不知道的事情给我听。”
她是在暗中打付费电话。“你有危险吗？”他问她。
“我想是的，但是现在我没问题。”
听她的声音她很年轻，也许20多岁。她写了一篇案情摘要。他认识法学教授。“你是律师吗？”
“不是，别耗费时间去追究我的身世。你得干你的工作，格兰瑟姆先生，要不然我就上别处去了。”
“很好。你得有个名字。”
“我有一个。”
“我的意思是一个代号。”
“你是说像间谍的那一套。嘿，这才好玩哩。”
“不然的话就请告诉我你的真名。”
“值得一试，就叫我鹈鹕。”
他的父母都是正经的爱尔兰天主教信徒，但是他在多年前就不信教了。老两口身穿丧服，令人敬重，晒红的肤色，高尚的衣装。他很少说起过他们。他们手牵手和家人一同步入罗吉斯小教堂。从莫比尔来的他的哥哥身材矮一点，样子要老得多。托马斯说他酗酒成习。
大约有半小时，学生和教师鱼贯进入小教堂。今晚有球赛，校园里到处是人。街上停了一辆电视广播车。一个电视摄像员保持一段体面的距离摄录了教堂正面。一个校警注意看着他，不让他过分接近。
看起来有点怪，这些法学院的学生穿上衣裙和高跟鞋，外套和领带。纽科姆大楼三楼的一个光线不亮的房间里，“鹈鹕”脸朝窗口坐在那里，看着学生们人挨着人走来走去，轻轻说话，赶快吸完香烟。她的椅子底下有四份报纸，都是她看过丢掉的。她来了已经有两个小时，在窗口，的阳光下看报，等待开追悼会。没有别的地方好待。她算准了那些家伙都隐藏在教堂周围的矮树丛中，不过她也懂得要有耐心。她来得早，待得晚，专门在阴影中走动。如果他们发现了她，他们也许会立即下手，事情也就马上完结。
她捏住一张团起来的纸巾擦干眼睛。现在正好是哭一通的时候，不过这也是最后一次了。人们都已经进去了，电视车也离开了。报上说这是一个追悼会，只有家人参加的葬礼要晚一点。教堂里面没有棺柩。
她选定了这个时刻逃走，租一辆汽车开到巴吞鲁日，跳上一班飞机，不论开到什么地方，只要不是开到新奥尔良的。她要飞往国外，蒙特利尔或者卡尔加里都可以。她要在那里躲上一年，希望这件罪行到时已经解决，坏蛋也已除掉。
但这是梦想。她的小小摘要已经杀死了托马斯，现在他们又要对她下手。她知道罗森堡、詹森和卡拉汉这几件谋杀案的主使人是谁，她所知道的这个情况使她成为一个颇为独特的人。
她突然身体朝前一伸，看见那个人就在那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