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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我发现爹的精神有些恍惚，我想问他，但被红妹拉住了，显然她更明白。到了古墓，我搬开石头往里看，花旗兵正舒舒服服在里头做梦呢。我叫醒了他，于是我爹那些馒头就全裹了他腹了。吃饱后，他才“三克油”个不停，还抱了我爹一把。
突然，我爹的手发起抖来了，他让我们继续陪着花旗兵，他先走了，以免村里人疑心。我突然有什么不祥之兆，拉住爹：“别。”
“爹不会的，别忘了你娘是在上海给日本人炸死的。”爹的目光沉重了许多。
爹走后，我们开始教花旗兵钓龙虾。这种原始的方法连傻子也会，可这个会腾云驾雾的花旗兵学了整整半天，才钓起一条小得可怜的半透明的虾，又被我们放生了，但他还是手舞足蹈了一阵。
我对这个花旗兵很失望，原来对于他的英雄形象的种种想象全然不对。他居然会当着女人的面流眼泪，连小孩都会怕，这种胆小鬼也配打仗？但我必须要救他，因为陆先生活着的时候总是说花旗兵是来帮助我们打日本人的，是我们的朋友，对朋友一定要象亲兄弟一样。可这种人配做我的亲兄弟吗？算了，陆先生是有学问的人，他讲的话一定是有道理的。
陆先生是红妹的爹，红妹的娘生她的时候就死了。陆先生曾在上海教过书，是我们这方圆几十里内最有学问的人，但他却很穷。五年前，上海被占领时，他带着红妹回到了老家。三年前，有个大概是叫重庆的什么地方的人在他家里住过一夜，第二天他就被日本人抓走了，回来时已成了具尸首。从此，红妹成了孤儿，我爹收养了她做童养媳，就住在了我家里。
第二天，我和红妹又去送饭，顺便把那从天上带下来的大布伞和皮衣皮帽都给埋了。一见到花旗兵，他身上那股猪圈般的味道就直往我鼻孔钻。他该洗澡了，当然还有我，我立刻就脱衣下水了，水不深，大人站在最深处也只淹到脖子。我扑打起水花招呼花旗兵下来，起初他又是一幅恐惧的样子，但他还是下来了。他在水里更活泼些，主动给我擦背。他赤着膊，露出的野兽般的胸毛让我恶心，我还从没见过人的身上能长这么多毛。他很殷勤，嘴里叽哩咕噜象在和我聊天，与是我也和他聊了起来，自然我们谁也听不懂。过了一会，我向岸上看了一眼，红妹不见了。
她去哪儿了？我撇下了花旗兵，让他自言自语去了。我游向芦苇丛中，拨开密密的苇杆，穿过一个极窄的小河汊，又转了好几个弯，才到了一个被芦苇层层包围起来的更隐蔽的小池塘。我想到了什么让我脸皮发热的事，于是我尽量不弄出声音，把全部身体藏在水中潜泳。忽然，我在水中依稀见到了两条雪白修长的腿，我看不清，心跳却加快了。我忙后退几步，躲到近岸的芦苇丛中，才悄悄把头探出来。
首先，我见到岸上有一堆红妹的衣服，然后我见到了红妹在池塘中，只露出头部和光亮的双肩。我不知道她是游泳还是洗澡，只是尽量克制自己急促的呼吸。她的长发披散在洁净的水中，舒展着四肢，双眼却闭着。过了好一会儿，直到我在水中都快站麻了，她才慢慢上岸。我先是看到她赤裸的背脊，两块小巧的肩胛骨支撑起一个奇妙的几何形状。然后，她的腰肢和大腿直至全部身体都象一只剥了壳的新鲜龙虾般一览无遗地暴露在河岸上。她的体形犹如两个连接在一起的纺锤。沾满池水的皮肤闪着一种奇异的光。我过去总感到世界上没有比这片芦苇荡更美的东西了，但现在这些芦苇在红妹的身边全成了一种陪衬。虽然我在心中暗暗咒骂自己，但十二岁的我却在偷偷地对自己说：“快些长大吧。”
终于，她穿上了衣服，把所有的诱惑都严严实实地包裹了起来。我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接下来的一个月出人意料地平静，花旗兵似乎已和我们交上朋友了。他很老实地呆在古墓四周。钓龙虾的技巧他也熟练掌握了，他一开始难以适应我们的稀饭，只肯吃馒头，但后来也温顺地象牲口一样，给什么吃什么了。我不知道这样要多久，红妹也不知道，反正只有这里是安全的，出去肯定不行。这些天，三十来岁的爹突然多出来几根白头发，我开始了解大人们的烦恼了。
我总觉得花旗兵对红妹有些过分热情。有一回我们在河边钓龙虾，他突然唱起了歌，我们都不明白唱的什么意思，但我们知道他唱得就象是砂锅里煮肉的声音，完全走调了。我们都被花旗兵驴叫般的嗓子逗乐了。于是红妹也唱了一首歌：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海之角，知交半零落。一杯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我和花旗兵都听得入迷了，陆先生活着时常唱这首歌，但红妹唱得更好。芦苇荡中似乎一切都静止了，连风也消失了，她的歌声渗入了每一片芦苇叶子和每一波涟漪，总之我是这样回忆的。
花旗兵听罢沉默了许久，象个白痴，忽然他怕起手来：〃歪令古德。”他兴奋地张大着嘴，顺势脱下了手腕上那块表放在了红妹的手里。红妹急忙摇了摇头还给他，并后退了好几步。花旗兵又说了一长串话，挤眉弄眼地做出了各种表情。红妹也明白了几分，但就是死活不肯收，可花旗兵真较上了劲，死皮赖脸地缠上了。红妹实在拗不过，就一把将表塞在了我手里。花旗兵的脸上却是一脸的尴尬，但也没法子，于是就摸摸我的头，又说了一大堆话，看样子，这块手表算是送给我了。
红妹立即带我回去了，路上她嘱咐我千万不能让别人见到这块表，藏在身上，别戴在手上。
“红妹，为什么你不要这块表？”
“你还太小，不明白。”
“我明白，花旗兵没安好心。”我大声地说。
红妹突然盯着我对视了许久，她的眼神火辣辣的，象是发现了什么，然后她把红扑扑的脸颊紧贴在我头上说：“你长大了，你快点长大吧。”
晚上，我借着烛光仔细打量这块表，头一回抚摸这种戴在手腕上的时间机器。表面上刻着几行外国字和一个奇怪的标志，外壳和表带都是一种特殊的金属。那时我还不懂一块飞行员的表的价值，我也讨厌得到它的方式，但我实在太喜欢它了，虽然我的手腕太细，但戴上它的感觉依然棒极了。我戴着它模仿花旗兵问红妹好不好看。最后我还是恋恋不舍地把表脱了下来，放到耳边倾听秒针的“嘀哒”声在表的心脏里搏动着。
“红妹，这表什么时候才会停？”
“这是飞行员的表，也许十年，二十年，也许一辈子都不会停。”
我把表小心地包在一块手巾里，放在胸口的小褂内，在用一根带子绑起来。现在，它正在我的心口，和我的心一块儿跳呢。
“快睡吧？”红妹催促着我。我和她是睡一间屋的，但分两张小床。这时我突然说：“红妹，我在你身上躺一会儿好吗？”
我上了她的床，把头枕在她高高耸立着的胸脯上。她的胸脯既柔软又坚韧，我闭上了眼睛，鼻子却在努力嗅着红妹身上的气味，就象是春天里芦苇变绿时弥漫在池塘中味儿。
“红妹，给我揉揉背好吗？”说罢我翻过身去，附卧在她身上，把脸埋进了她的胸脯里，然后我又贪婪地深深吸了一口气。
“你今天怎么了？”红妹给我揉起了背。她的手指凉凉的，虽然手掌上有老茧，但光滑的指尖和指甲掠过我裸露的背脊时，让我想起了我死去多年的娘。自从我娘在上海的闸北大轰炸时死了，我就成了个沉默寡言的孩子，我是村里唯一没有兄弟姐妹的独子，直到红妹来到我家。
“红妹，你白天唱得真好听，你再给我唱一首歌好吗？”
红妹拿起了一把破蒲扇，唱了一首扇子歌。这是一首苏北平原上古老的民歌。她轻声吟唱着，一只手为我揉背，一只手为我摇扇子。
从红妹的胸脯里发出来的气味充满了我的鼻息，让我昏昏沉沉的。我好象自己渐渐飘了起来，到了一个更大的芦苇荡，坐落在退潮后的黄海边。在那儿，有一个披着红盖头的新娘坐在花轿里来到一个小池塘边，池塘边有一个戴着块手表的人，这个人就是长大后的我。我掀起了新娘的红盖头，但却什么也看不见。我哭了。
芦苇里一队水鸟掠过，惊起了我的梦。
第二天醒来，我发现自己躺在红妹的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