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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诺义大街无论是办公室或者是实验室都找不到藏东西的可靠地方，他只得采取一条并不完美的权宜之计。
既然他是从一只自动存取行李箱中取出的手提箱，为什么他不继续使用这种方法呢？
星期二，他比平日离办公室早一些，穿过了几乎整个巴黎市，来到勃马尔山大街的一家摩洛哥皮革制品店，因为他不能在他住地附近购买任何看起来不大好解释的物品。这个商店是他有一次路过冬季马戏场一带时发现的。只须考虑尺寸，无须顾及质量。箱子恰恰应该是极普通的，以免每次提取时引人注目。
因为从今以后，他每五天就得去提取一次。这是规定。五天之后，存取处的工作人员就会把箱子打开，把里面的东西放到存取处的货架上，期限为六个月。他不愿意冒这种风险。他本可以较长时间地租用一只箱子，可那样就必须填写一份表格，上面写明自己的姓名地址。
他首先从圣·拉扎尔车站开始。星期天之前，他得把手提箱取出来，或者从投币孔再塞进些硬币，可他认为这样做有风险，宁愿每次更换车站。
一切都比起初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在从威尼斯回来之前，他从没有意识到自己受着束缚，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一举一动或则受到妻子儿女的监视，或财受到办公室那边老板、同事以及打字员们的监视。
证据是，他从来没有听到旁人如此频繁地提到他脸色不好。他没有理由消化不良、忧心忡忡、烦躁不安。
“哪儿出毛病了，老朋友？”
多米尼克从桌旁站起来，去给他找他的囊装药粉。
“两三天后还不见好，我就给博松大夫打电话……”
博松大夫的家与他们只隔三个门。经常可以看到他手提药箱从门前经过。那只小箱子挺沉，所以表面看来他的一只肩膀总显得比另一只低。他长着一把浓密的花白胡子，活象一只卷毛狗，在给病人做检查时，嘴里总是不停地嘟噜着什么。
他很喜欢他们，尤其是约瑟，是他看着长大的。说不定他对所有的病人都充满感情？
朱斯坦一点儿也不想让大夫给他做检查，从现在起到他妻子更不安的这段时间里，他还来得及恢复一下常态。
现在已经好些了。他终于能够做到不那样狂躁、不那样焦虑地判断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
博德兰先生本人也介入了。星期二，他突然出现在他的办公室。
“瞧！已经回来了？”
就好象他不知道是他要求朱斯坦星期一下午回来上班似的。
“瞧您的样子，可不能说假期给您带来什么好处。它的的确确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要急匆匆地赶路，一路上只想着怎么超过卡车，要睡在糟糕透顶的房子里，整天胡乱吃点东西只求填饱肚子，可心里还得自慰，说是外面的东西比家里的好吃，然后就一天天地净等着中暑，每天和妻子吵吵闹闹，和孩子们不停地叫嚷，好不容易回来了，其实是到办公室来休息。休息吧，我的朋友！你有的是功夫。至于我，我没有度假，而且希望永远不度假……”
如果没有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博德兰一定会感到分外幸福。而这些日子一到，他浑身都觉得不对劲。
有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卡尔马回办公室取一份材料准备在星期日看一看。办公室里空荡荡、静悄悄的，透出一种令人沮丧的气氛。整座大楼似乎成了一幢被遗弃了的房屋。
平日上班时那样至关重要的物件突然都换上了一副无所事事的面孔。
比如说陈列厅连同那些五颜六色、形状各异的塑料玩艺儿，都变得如同商店里张贴的宣传漫画。文件柜也失去了其尊严的面目。罩着罩子的打字机宛如吊丧用品。
很难相信这座楼房平日会一片沸腾，来来往往的人们神情严肃，忙着处理这些黄的、绿的桶，这些透明的盆，这些瓶子、梳子，所有这些实验室长期研究、讨论、试验的成果，此刻它们一下子就都蒙上了一层荒诞的色调。朱斯坦坐在办公桌旁，寻找他所要的材料。突然他听到楼上有打字机键盘的嗒嗒声，他很奇怪，便信步登上了平日极少去过的三楼。
他看到老板穿着睡袍，正在一架他没有见到过的袖珍打字机前用两个手指头打字。
“你？你星期六下午来干什么？”
“请愿谅。我来拿一份材料，我准备等头脑休息过后在家翻译一下。”
“您这会儿装着卖力气？”
他做出一副气恼的样子，可卡尔马明白这个已经上了岁数的人并不讨厌看到这样一种人。每到这些日子，他就在空荡荡的办公室、实验室、车库里遛达。星期一，当他把女打字员叫去，口述给各部门负责人的简短指示时，人们便会证实这一点。
二楼的办公室都很舒适，非常现代化，可博德兰的那间却如同一间堆放杂物的库房，没有一位顾客能进去。绿色文件柜旁的墙上有用白色木板钉成的书架，上面塞满了商品目录和各种材料。地板的各个角落都堆着店里的产品，尤以活宝或拉西奈先生的试验废品为多。
星期日上午，老板常让司机马尔塞勒拉着他去农泰尔或B街的厂子，他在那里只能遇见看门人，也象在这儿一样，在空荡无人的厂子里来回遛达。
自从菲尼斯泰尔的工地开工以来，他有时就在汽车里过夜。星期日开车路过这儿的人可以看到他孤零零地在大吊车下、在一个个巨大的深坑、搅拌机和破碎机周围转来转去。
“我想您的妻子比您更会安排在威尼斯的假期吧？”
“她星期六才回来……”
他只见过她一面，是在公司成立二十周年纪念日之际，全体职工都集中到陈列大厅一只餐柜周围的时候。他善于记住人的面容和姓名。他什么都不会忘。所以他记得朱斯坦是到威尼斯去度假。他一定也很清楚他手下每一位职员目前的去向。
也许要他说出自己妻子和女儿正在做什么就没那么容易了。
“我应该提防他……”朱斯坦想。
他不常见到老板，偶尔见到几回也大多是在过道里，这是一个最危险的人物。
活宝更加住意他了，对他说话时总流露出一种担忧的神色。但是活宝很快就得出了一个他自认为非常合情合理的结论。
“一切婚姻都注定向坏的方面转化……”他以开玩笑的形式主动讲了出来，“自从世上有一男一女在一起的事以来，让其中一个人永久地把自己的一切奉献出来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活宝本人同一个女人一起生活从未超过三个月。他就不为此感到遗憾？莫不是因为他没有能力挤身于真正的夫妻行列才变得如此悲观？
“在一段时期内，他们手挽手，胳膊挎着胳膊，相互倾吐着知心话，可每一方都只希望向对方倾述，对对方的话却心不焉……等女方第二次、第三次重述她童年的经历时，对方就开始厌倦了。换了男方重述他十七岁时的所做所为也一样……”
他得出结论：“这就好比是拳击比赛。终场时总是以一方取胜而另一方忍受失败而结束。问题就在于是哪一方……”
朱斯坦觉得在自己家，无论是他还是多米尼克都没有战胜对方的意图。可是现在他看清了自己的生活被局限在多么狭小的范围以内。
光是为去换存取箱，他每五天就得找一次借口：如果是想早一点下班，借口就是对门市部的人，如果是想回去得比平时晚一点，借口就是对家里人。
他过去有数的几次在下班路上停车都是为了，比如说给多米尼克买第一批上市的紫罗兰，这一传统已延续了十三年了，或者是给孩子们买点时鲜货，如刚上市的樱桃、杏、桃，冬天有时是为买块蛋糕，那东西他总是在军队大街的同一家点心店买。
“对不起，孩子们，我回来得稍晚了点。就在我的车前出了一起事故，把我截住了，没把我叫去做证人还算运气……我装成什么也没有看见的样子……”
他总不能每隔五天就编一起事故。当然，会想出办法的。
要想得严密才能行之有效。
来自威尼斯火车上的那个人死了。按洛桑法庭报上的报导，举止轻浮的指甲修剪工阿尔莱特·斯多布也死了。手提箱和钞票不管对前者还是对后者都无关痛痒了，也无须再去考虑他们是间谍还是属于什么集团了。
在未得到进一步的消息之前，一百五十万不属于任何人，这等于说属于卡尔马。
除非是出于不得已，否则卡尔马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