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匾渎肌罚∕emoirs of Hope）一书中，戴高乐对这位美国总统进行了生动的个人评价。肯尼迪向戴高乐表达了美国的观点，美国支持吴庭艳在南越的专制统治，并且以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援助为掩护，安置美国远征军。肯尼迪跟戴高乐说，有必要建造一个壁垒，阻止苏联向印度支那的扩张。“我并没有给他想要的回答，而是告诉总统说他选错了道路，”戴高乐写道。
“你会发现，”戴高乐告诉肯尼迪，“干涉这个地区会引来无休止的纠缠”，戴高乐继续详细阐述他的理由。“肯尼迪倾听我说，”戴高乐得出了他的印象：“肯尼迪离开了巴黎，我是在与这样一个人打交道，他的年龄和他的雄心壮志都会激起巨大的希望。在我看来，他像雄鹰一样搏击长空。”而回到华盛顿的肯尼迪在6月6日“致美国人民的报告”中讲，他发现戴高乐将军是一个“对于未来的英明顾问，对于他参与创造的那段历史，他无疑是一个见多识广的领路人……我对这个人再信任不过了。”
法国总统和年轻的美国总统之间建立起的这种信任将导致美国外交政策方向的全面改变，对此英美世界的某些强大利益集团看起来并不抱多大热情。林登·约翰逊于1963年11月22日成为总统，从来没有人指责他激起了类似的希望。作为总统，约翰逊从来不敢违抗强大的华尔街的利益集团。1963年11月22日，对肯尼迪总统的刺杀标志着美国政策的分水岭，明显的证据是林顿·约翰逊总统开始在越南大规模集结军队。根据各种非正式渠道传闻，包括罗杰·希尔曼的渠道，在被杀之前，肯尼迪已经下决心逐步结束中央情报局在东南亚的军事行动。某些调查员指出，当时麦克乔治·邦迪就在场。
林登·约翰逊很快把越南从中央情报局的“技术咨询对象”上升到全面的军事冲突，向这场自取失败的东南亚战争中投入了千百亿美元和50万军队。战争使华尔街债券市场变得异常繁忙，为创纪录的美国国债筹集资金，同时，某些与国防有关的美国公司从亚洲战争中不断赢利。美国持续的经济停滞曾使政客约翰逊担心，但是战争支出带来了繁荣，问题好像解决了。因此，在1964年大选中，他击败共和党人巴里·戈德华特，赢得了压倒性的重大胜利。但“胜利”的代价是十分惊人的。
【垮掉的一代美国人】
面对日益加剧的城市凋敝问题，约翰逊总统于1964年8月20日签署了《机会平等法》。签署法律时，总统以他典型的虚张声势的方式吹嘘道：“今天，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一个伟大的民族有能力并且也愿意作出消除贫穷的承诺。”他所谓的“向贫穷开战”和“约翰逊大社会计划”基本没有消除贫穷，而是为现代历史上最大的赤字增长和金融掠夺提供了新的借口，实际上这一赤字是靠欧洲美元盈余支持的。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数百万美国青年成群结队地涌向大学，其实是“隐性失业”的表现形式，大学生人数从1960年的不到400万上升到1975年的几乎1000万。这为华尔街另外发行数十亿美元的国家担保公债用于大学建设提供了借口。用于工业经济扩张的投资开始转向“后工业”或者“服务经济”，这与英国在19世纪末走向衰亡的道路类似。社会安全和福利开销增加，而各个社会阶层都有一部分处于永久性的失业状态。
1966年，国家航天局的航天计划支出费用达到60亿美元的高峰，以后每年，约翰逊都大量削减。美国大学的科技动力开始停滞，随即下降。与此同时，鼓励学生利用“社会关系”或者通过信神拜佛寻找工作。大学教育曾经是“美国梦”的中心，但在20世纪60年代变成了低质量的大规模生产，因为标准被刻意降低了。
作为整个经济的一部分，对交通运输、电力电气设备、供水系统以及其他必要的基础设施的投资，正在逐步恶化。纽约的银行家的理由是，如果你不再关心工业产品的生产，那么为什么还要投资建设公路和桥梁并把产品推向市场呢？
20世纪60年代，为了兜售事实上不投资于美国经济的政策，英美智囊机构着眼于长远，认为必须改变美国传统的对科技和工业进步的投入。
越南战争、麻醉药品解禁以及奥尔德斯·赫胥黎和提摩太·李雷的性“花癲派”（flowerpower）反文化观念，这就是一部分英美自由派权势集团提倡的事情。在一个绝密的、代号为MKUltra的中央情报局研究项目中，英国和美国的科学家使用迷幻剂和其他改变情绪的药物进行试验。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个项目引发了大家所知的嬉皮士运动，有时也被称作“新世纪思维”或者“宝瓶座时代”。当时的英雄是摇滚和麻醉药品的倡导者，例如滚石乐队和吉姆·莫里森以及作家和麻醉药瘾君子肯·克西。神秘的非理性正在取代科技进步，迅速成为数千万美国青年的信仰。
当约翰逊政府信奉华尔街的“后工业”政策时，政府减少了对科技和工业进步的投入。年轻新锐的精英层，他们满脑子个人享乐和对国家目标冷嘲热讽，开始出现在美国大学校园，从哈佛、普林斯顿和其他一些所谓精英大学开始。哈佛大学教授提摩太·李雷曾用影响巨大的十二字真言描述他们，即“敞开心灵，追随感受，摒弃主流”。
为了改造美国公企业和工业的思想，管理人员也接受一种被称为“T群组会议”或者“灵敏度训练”的新式培训，这种培训由国家培训实验室的外聘心理学家提供。这么做的结果是使智力变得迟钝，并为人们接受即将到来的冲击做好准备。人们沉缅于增加对彼此缺点的了解和感受上，这样他们才不会看到国家正失去其目的性。
1968年，当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即将赢得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选举胜利、对某些利益集团构成威胁时，在洛杉矶他被一个“独行杀手”暗杀了。就在同一年，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在孟斐斯的汽车旅馆外也遭暗杀。几乎没有人意识到金被杀时的战略背境。他到孟斐斯是为了支持这个城市黑人工人的罢工，这次罢工是为了推动还没有建立工会组织的南方工人成立工会。在紧随1957年经济萧条之后的“工厂外迁”时期，美国南部的“廉价劳动力”是工业生产的又一个天堂。当时，工会控制了底特律、匹兹堡、芝加哥和纽约等工业中心，只要把工会阻止在“新南部”大门之外，南部的廉价劳动力就将持续存在。
当大工厂跑到南部没有工会的廉价劳动力地区或者迁到发展中国家时，贫民窟、吸毒成瘾和失业就在北方工业城市就像瘟疫一样滋生蔓延。华尔街不投资于美国成熟工业区的政策开始显示出了真正的效果。为了抢到越来越少的工作机会，北方城市中熟练的白种蓝领工人不得不与不熟练的黑人和西班牙裔工人进行竞争。在纽瓦克、波士顿、费城以及奥克兰这样的美国工业城市，像汤姆·海顿这种由政府支持的暴乱分子蓄意制造骚乱。这么做的目的是，通过给他们贴上种族主义的标签，可以削弱北方城市已经建立起来的工会组织的力量。这些国内暴乱分子由福特基金会的“次贫地区计划”提供支持，这也是约翰逊总统“向贫穷开战”的典型例子。
约翰逊总统发动的“向贫穷开战”运动由政府提供资金，旨在利用由英美权势集团政策造成的经济衰退。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冲破阻力，在美国推行新的工资削减政策。美国金融集团正准备把19世纪英国的殖民式掠夺强加于美国，操纵“种族战争”将是他们的武器。
刚刚建立的美国经济机会办公室削弱了传统美国劳工的政治声音和城市选区机制的影响力。仅在十年前，白种蓝领产业工人还被尊称为美国工业活力的源泉，现在突然被强大的自由派媒体贴上了“反动分子”和“种族主义分子”的标签。随着势力强大的银行实行不投资政策，这些工人眼睁睁地看到整个社会结构崩溃，充满了恐惧和困惑。
哈佛大学的院长麦克乔治·邦迪，作为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参与筹划了越南战争。到1966年，邦迪来到纽约，成为颇具影响力的福特基金会的领导人，他把美国带进了新的“越战”。在这个新的“大社会”计划里，黑人与白人竞争，失业人员与从业人员竞争，与此同时，华尔街的银行家却在削减工会规定的工资水平，减少基础设施投资，把投资转移到亚洲或南美洲等劳动力廉价的地区，大赚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