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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避难会使俄国人非常难堪尴尬。
下一个星期天，纳简斯基将出差到哈尔维奇去。他要陪同当晚要起航的一些苏联海员回船。因此，他像平时一样向外交部申请批准离开八十公里的限区，这一限区是针对所有东方集团的外交人员的。麦考尔带了几个监视员坐在哈尔维奇码头外面的汽车里，等待着纳简斯基的出现。纳简斯基从车旁走过，麦考尔叫了他的名字，他迟疑了一会儿。
“我们知道那姑娘的事……”麦考尔低声地说，“我们知道你想留下来。快上车，我们可以谈谈！”
纳简斯基向大街的两头望了望，抓紧机会钻进了汽车的后座。麦考尔把车一直开到我在埃塞克斯郡的家。我们请他喝茶，尽量不多谈。我们已经逮住了鸟，重要的是不要使他惊慌。
“我听说你想加入到我们当中来……”我开始问，纳简斯基已经对周围的一切适应了，他点点头，开始还有些紧张，后来又稳定下来了。
“我们相信你已被吸收了？”
他大口大口地喝着茶。
“克格勃，你是指这个？”他用极好的英语问道。
“我们认为你是。”我继续说。
“你没有选择，”他突然悲伤地红了脸，“如果他们要你替他们工作，他们干脆就命令你，你没有选择。”
我举出我们能做的安排：会有安全保护措施，养老金，以后也许有工作，可以同那姑娘进行短时间的会面，但他得辛苦工作几个月。
“为英国安全局……我知道。”他说，面带着微笑。他知道这种花招，不管他是不是克格勃的人。
那天晚上，我们把纳简斯基送到温布尔顿附近的一幢保安楼里，里面布置了武装保卫人员保护他。十二小时以后，外交部收到了苏联大使馆提出的一项要求，询问他们是否有某位低级外交官员的消息，说这个官员是在从哈尔维奇的例行访问归来的途中失踪的。
外交部北方司已经由军情五处琼斯告知了有关纳简斯基叛逃的事。外交部对待这件事，就像他们对待所有可能激怒俄国人的事件一样，觉得应不惜一切代价加以避免。他们立即派了一位官员到那幢保安楼去与纳简斯基会谈，问他是不是自愿申请的，要不要同苏联大使馆任何人谈话。他肯定他的决定是自愿的，并且说他不希望同任何一个苏联人谈话。外交部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苏联方面。
纳简斯基的妻子动身去莫斯科马上就被人发现了。第二天，苏联大使馆要求外交部为纳简斯基的妻子作安排，以便她在苏联能够通过电话同他谈谈。起初，纳简斯基不希望同她谈话。我们对这种企图使一个已经非常紧张的人受到更大的压力的做法十分不快，但外交部要坚持外交礼节。
这次通话是在以后四天里俄国人坚持要求的许多次通话当中的第一次。主要是纳简斯基的妻子，当然还有其他的亲属，他们轮番地哭泣着请求他重新考虑他的决定。
“想想我们，”他们告诉他，“想想将落到我们头上的毁灭和耻辱。”
纳简斯基开始明显地动摇了。在白厅、外交部和军情五处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外交部要允许通话。俄国人却从不允许我们接触在莫斯科被逮捕的我们的人，如格雷维尔·温。可外交部根本不考虑我们的优势和纳简斯基的利益，只坚持外交往来上的一些细节。
“我们不能拒绝家庭人道主义的接触。”他们说。
第四天纳简斯基告诉我们他决定回去。这件事给他的家庭带来了太多的麻烦。麦考尔试图指出各种危险，但都没有用。他就像一个在手术台上的病人，在生与死之间徘徊。现在我们能感觉到他在悄悄离去。
“你坚持要回去？”在他快回去之前，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问他。
“我要干什么已经不再重要了，”他毫无表情地说，“我已经为我的家庭尽到责任了。”
宿命是纳简斯基惟一的庇护所。他是冷战当中许多不露面的牺牲者之一，他的一生被东西方面对面的两支秘密大军毁掉了。
但是，如果我们陷入了叛逃者提供的情报迷宫中，那也是我们自己的错，我们迫切需要有一条出路。安格尔顿为了使自己走向安全地带，他选择了对戈利金的盲目信任。然而只有一条路才行得通，那就是把迷宫的建造者请来，帮助我们寻找一条出路。虽然，我开始时是戈利金以及他的理论的狂热崇拜者，但到了六十年代末我开始对这一切产生了怀疑。
问题是戈利金对他的“方法论”的迷恋。他声称，如果让他接触西方情报部门的档案，那就会在他的记忆里触发联想，这种联想会引导他发现间谍。他的这个理论是，他在捷尔任斯基广场看到的情报有许多是删改过的，换句话说，这就是用伪情报源来保护为克格勃提供情报的间谍的身份，如果他阅读西方情报部门的档案时，他就可能抓住与他在克格勃档案室看到的材料相似的各点。
利用戈利金有两种方法：一是接受他的方法论，允许他支配反情报政策的整柄剑；二是继续从事那种试图从他那里淘出事实的金屑来的恼人的工作，例如在他所看的报告里的情报，一个间谍的大概住址，等等，然后再用反情报的正统方法对它们进行调查。
戈利金是极有用处的，西方反间谍机构成功地从他那里获得了这些有事实根据的线索。这就是我们怎样抓到瓦萨尔，怎样使马塞尔·查利特发现了乔治·巴格的原因。戈利金的政治情报也是一样。凡他坚持的所看到或听到的东西总是使你感到印象深刻而且真实可信。例如，毫无疑问，他参加过谢列平的那次著名的大会，会上建立了负责假情报行动的D 处。但是，他根据自己知道的一点东西来推断并发展广泛的理论时，或企图把在他叛逃后发生的事与他的理论相吻合时，那么他的这些情报就是灾难，例如他那关于搞四十年假情报的伟大计划以及中苏分歧的说法就是这样。
戈利金在军情五处的支持者占大多数，我也是其中之一，但很快我就同他的广泛的理论决裂了，也不再严守他的方法论了。只有阿瑟和一些像斯蒂芬·德·莫伯雷那样的低级官员还在相信他的理论。莫伯雷在六十年代初担任军情六处驻华盛顿的联络官时，负责同戈利金联系。
但在华盛顿，情况就完全不同。安格尔顿把“方法论”的钩、线和钓丝锤都吞了下去，允许戈利金自由翻阅中央情报局的档案，胡乱指出叛徒。这样做常常使他的决定站不住脚，其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此外，还导致反情报工作出现极大的错误判断。一大批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官员受到了不公正的怀疑，其事业遭到了毁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苏联处处长戴夫·墨菲。由于戈利金的线索，如此之多的各种官员受到怀疑，到头来，情况愈来愈糟，以至于中央情报局决定用解散苏联处来作为排除这种怀疑的惟一办法，并用一批全新的官员来重新开始工作。显然，这是一条走出迷宫的路，但这并不能弥补全局士气风貌上的损失。
虽然军情五处避免了中央情报局的过激做法，但戈利金还是很不好对付的。他过分自大，认为对所有的叛逃者都要远远保持着距离，让他们自食其力，尽可能少地给他们反馈，使他们不能够对自己在情报部门活动中的意义作出评估。自从戈利金在一九六三年第一次来英国时，我们就向他敞开胸怀，我同别人一样对此负有责任。当米切尔案件开始时，经霍利斯和琼斯的同意，阿瑟和我把什么事都告诉了他。他甚至按照一个著名的契卡情报官员的名字，为米切尔案件选了一个代号“斯皮特斯”。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们在追捕一个高级间谍，因此他不可避免地要在给我们的情报上添油加醋。一九六三年有若干月是在紧张，而且几乎是歇斯底里的气氛中度过的，到处都弥漫着叛变的腥味。我们是怎样靠着他的理论带来了恐惧，这是显而易见的。
但毫无疑问，他对西方的渗透情况是知道的。英国、挪威和法国的记录都证明了这一点。但由于我们太性急，以致没法得到他所有线索的一个完全没有讹误的版本。我敢肯定，西方仍然在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
一九六七年，潮头终于冲向了戈利金。第一次卡扎布会议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召开时，他应邀去讲话。所有到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