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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斯选择了自己来亲自主持对汉利的审问，他知道这将是一次困难的遭遇，而最终汉利的命运是握在他这双手中，他觉得把这项任务交给任何一个官员去执行都是不公平的。但他保证帕特里克和我可以在莱肯菲尔德D 处一科的工作间对整个审讯进行监听。
一天早上，汉利被通知到琼斯的办公室去，并告诉他有人对他进行指控，要求他立即接受审讯。审讯是在局长办公室里进行的，桌子上公开地摆着一个话筒，记录是在帕特里克和我在监听审讯的房间里进行的。整个头一天琼斯都让汉利谈他的生活。汉利非常诚实，有时是痛苦地做到这一点。他没有回避问题，对他的生活和内心情绪的细节也不隐瞒。第二天，我们把戈林涅夫斯基指控的细节告诉了他，他毫不感到震动。他同意说他完全符合指控中的细节，但他平静地声明他不是一个间谍，从来就不是，而且从来没有在任何阶段被俄国人或其他什么人拉拢过，尽管他在布达佩斯每星期至少要同那个被指控拉拢过他的俄国官员见一次面。
对汉利的审讯证明了秘密情报事业是一种搞欺骗和阴谋的职业，许多从事这种职业的人都具有超乎寻常的性格。汉利就是这样一个自豪的人，他珍惜他的成就，珍惜那些他感到将要到来的成就。一天早晨，他被请去接受一次严峻的审问，让逐年的盘问使其灵魂原形毕露。在整个过程当中，他都知道有些不露面的同僚在一步步地跟踪着他，在他家里窃听，在办公室里窃听，现在仍在窃听。大多数的人都没法承受住这种压力，每一个在监听的人时时刻刻都认为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汉利是个刚硬的汉子，我们现行的审讯系统是能够奏效的，然而他未受到丝毫损害，从烈火中闯了过来。
那天晚上，琼斯、帕特里克·斯图尔特和我来到我的俱乐部——牛津和剑桥俱乐部，讨论这次审讯。琼斯在一个角落里坐下，端着一大杯苏格兰威士忌。他双眼疼痛。每当他一紧张，双眼总要疼痛。
“你们满意了吧？’他阴沉沉地问。
“他是清白的。”我同意地说。
帕特里克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你们要告诉‘流畅’吧，当然……？”琼斯说。
就在此时此刻，汉利自己意外地走了进来。他和我属于同一个俱乐部，彼此常常碰见，但我万万没有料到他在这次严峻的考验刚刚过去就这么快到这里来了。我们坐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里。他缓缓地拖着步子从我们旁边走过，他没有注意到我们，他看上去仿佛是受了一场巨大的冲击，他那张平常红润的脸此刻却像纸一样苍白。
“哈里特”调查停止之后，琼斯让我到中央情报局去，告诉他们军情五处认为汉利在戈林涅夫斯基的指控问题上是清白的。这是一项极其敏感的工作，中央情报局对米切尔和霍利斯案件早就摆好了进攻的架势，他们知道戈林涅夫斯基的指控以及汉利差不多符合指控这一事实。与盟国保持着关系是最基本的，但这必须使他们对我们的结论的真实性毫不怀疑。
琼斯同美国人的关系相处得不是太好，因此他倾向于把这些事让迈克尔·麦克唐纳和我去做。部分原因是因为对安格尔顿反感，部分原因是因为英国中上阶层反美主义的残余思想作祟。狄克·怀特也有一些这样的偏见。他们都不富有，赫尔姆斯和安格尔顿并不隐瞒他们在类似的工作中享有丰厚的报酬这一事实。
他们两人都有理由深感对美国人不可信。琼斯在格雷一科恩事情上从未宽恕过赫尔姆斯和安格尔顿，而狄克·怀特则是因为他在战争快结束时在欧洲负责反间谍工作中，与美国军事集团屡次发生冲突而又从未得到美方的谅解。一九五三年西利托退休时，美国人竟愚蠢地企图在任命狄克当局长这件事上设置障碍。
归结起来，他们在态度上有一个基本差别。琼斯和怀特都把自己看作是王室的仆人，把他们的工作看作是白厅秩序井然而又永恒不变的结构的一部分。他们是内行，而赫尔姆斯、安格尔顿以及胡佛是外行。美国情报界有一种残酷无情、无法无天的特色，它使英国情报部门的许多上层集团很不安宁。他们害怕将来会有什么灾难，想保持一定的距离，因此这种联络重担不可避免地要落到像我这样的一些官员的肩上。
一九六八年，我去了华盛顿向安格尔顿汇报“哈里特”案件的结果。我们举行了一个公务式的会议，我概述了调查的过程，并告诉安格尔顿，我们一致认为汉利是清白的。安格尔顿随后带我去见迪克·赫尔姆斯，向他解释我此行之使命。赫尔姆斯说他不希望再多听了，如果我说汉利是清白的，他就毫无条件地接受我所说的。但是，汉利问题的澄清并没有解决问题。
我们离开赫尔姆斯那里之后，安格尔顿说，他要同我讨论一下戈林涅夫斯基是一根安插的内线的问题。“哈里特”如此完全符合，以至于它不必让一个疑心重重的人来相信是克格勃精心策划了这起指控来使他失掉信用的。安格尔顿和赫尔姆斯已经怀疑戈林涅夫斯基在叛逃前不久曾重新落回到俄国人的控制之中。通过对他所提供的情报进行反复的分析，发现从波兰事务到俄国事务，情报的特点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仿佛是俄国人故意地把他们自己的情报拿出来喂“钡餐”，以便杜绝泄密。军情五处也同意这种分析，戈林涅夫斯基的中级间谍的故事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被忽视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哈里特”事件的澄清，使中级特务的真实性以及戈林涅夫斯基情报的真实性（尤其是他在叛逃后所提供的情报的真实性）产生了一个大问号。中级间谍的故事出现在一九六三年，戈林涅夫斯基是在一九六一年一月叛逃的，克格勃为了像他们所做的那样编造出故事的细节，他们需要得到汉利的履历，惟一能够利用职权搞到这个履历的人只有罗杰·霍利斯。
但是，如果戈林涅夫斯基已经转变过来，或者是一个不知不觉的假情报工具，那么对于军情六处和中央情报局在波兰控制的其他间谍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波兰从大战以来一直就是西方在东方集团的行动中最为持续有效的地盘。在“哈里特”的调查当中，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我惊奇地发现，军情六处控制的所有间谍，长期以来，在军情六处华沙分站一位秘书所租用的一套公寓里碰面，在那里举行了九十多次会议。我在推测，波兰情报局和克格勃为什么没有察觉到这些次数惊人的会议，其原因是他们正在向我们安插假间谍。军情六处又一次恼怒，就像他们在潘可夫斯基案件上一样。
许多叛逃者在六十年代初突然涌入，使我们所有的人都相信这些叛逃者是被送来欺骗西方的反情报部门的。戈利金的中心论点是，克格勃展开了一场系统的假情报战役，他们把假叛逃者送到西方来以便使他失去信用。几乎是在同时，尤里·诺森科出现在中央情报局的门阶上，使戈利金所提供的关于苏联渗透美国和英国情报部门的线索有了出入。
诺森科使中央情报局陷人了混乱。他告诉他们，他看过被指控是刺杀肯尼迪总统的凶手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档案。他声称克格勃没有参与暗杀阴谋，并且在俄国没有同奥斯瓦尔德有过接触，尽管他在叛逃前不久在一个绝密的UZ侦察机基地工作过。中央情报局的许多官员认为诺森科的故事当中巧合的色彩太浓了，特别是后来发现他对自己在克格勃的级别和地位上撒了谎。但为什么要派他来？中央情报局使用了军情五处从来不能容忍的监禁和体罚来试图突破诺森科，可甚至到了一九六七年，他们在解开这个谜上仍然没有丝毫的进展。
对于中央情报局的情报源“大礼帽”和“费多拉”的怀疑也在加深着，他们拒绝透露他们的身份，仍旧在自己的职位上传递着情报。他们对诺森科的问题表现出诚意，仿佛想使美国人确信他是真实的，甚至极力支持诺森科所声称的假级别。但是如果“大礼帽”和“费多拉”是冒牌货，那么他们所提供的关于英国安全部门渗透问题的线索又是些什么呢？
“费多拉”曾提供过指向马尔特里的情报，使马尔特里受到了灾难性的迫害，尽管后来被宣判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