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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中央情报局报告说，拉斯特沃罗夫进一步详细提供了他认为的英国情报机构被渗透的理由，他说他的朋友斯克里普金中尉曾在一九四六年在远东与英国人有所接触，并提出要叛逃。斯克里普金打算先回莫斯科，带上他的妻子，然后在下一次出国时叛逃。但是，斯克里普金回到莫斯科后，克格勃对他有所察觉，两名假装在军情六处的官员来同他接头，于是他暴露了自己，结果在审判后被处决。
我们在档案室里查找斯克里普金的材料时，发现这里确实有他的一份档案，里面还有远东海军情报处关于斯克里普金叛逃的两份报告的复制件，一份时间是一九四六年五月，另一份是一九四六年七月。两份报告订在一起，在八月上旬由远东安全情报处送到军情五处。文件是由当时的F 处的副处长霍利斯和一名低级官员处理的。霍利斯指示那个低级官员把这个文件归档，并存放在档案室。在拉斯特沃罗夫一九五四年讲出斯克里普金的事之前，这份档案一直搁在档案室里。档案被重新找出来以后，军情五处自然认为斯克里普金的被察觉是菲尔比干的。
“流畅”重新检查此案时，发现了几个新情况。首先，当戈利金在一九六一年叛逃时，他问我们对斯克里普金案件知道些什么。他说他在一九四六年经手过这个案件，当时他是一名在克格勃第一总局反间谍处工作的低级官员。他记得报告是从伦敦来的，绝对不是从远东来的，时间是在一九四六年底，当时莫斯科大地正覆盖着白雪。戈利金在没有提示的情况下讲到了两个装成军情六处官员的克格勃人员是如何欺骗斯克里普金的，我们还让戈利金描述一下他见过的两份文件，戈利金讲得很准确，令人吃惊。他说，第一个文件是关于对斯克里普金所进行的试探以及对他的价值的评估材料；第二个文件是关于他今后计划的简述，包括同他进行联系的在莫斯科的地址。戈利金还说他敢肯定文件在被间谍翻拍复制时就订在一起了。
“流畅”发现的第二个新事实是，尼古拉·埃利奥特在贝鲁特审讯菲尔比时，曾问他是否出卖过斯克里普金，他完全否认这样做过，给他提供了许多细节后，他还是不知道这个案子。这是最令人感到奇怪的，因为我们推测，菲尔比会从他自己的利益出发声称在这起案子上是讲信用的，也许这次菲尔比讲的是实话。
我安排了对斯克里普金这两份文件的整个分发情况做一次全面的调查，看看是否还能发现与此案有关的新东西，结果很有启发。五月那份报告就被发到海军情报处（香港），新加坡的远东安全情报处和伦敦的海军情报处。他们把报告放进海军公文摘要，并在海军情报处内部分发，还例行送一份到英国秘密情报局R 处的海军科去，海军科又把它转给五科去归档。对军情六处进行的大量的记录调查表明，菲尔比从未出现在这个文件的散发对象名单上。
七月的文件以同样的渠道分发，除了新加坡的远东安全情报处之外。他们决定把两份报告订在一起，并按惯例送给军情五处，送达时间为八月八日。这时军情五处才第一次知道这件事，而且只有在那里这两份报告才是订在一起的，这正好与戈利金的回忆完全符合。出卖斯克里普金的人肯定在军情五处而不在军情六处。菲尔比的可能性被排除了，而布伦特早在一年前离开了军情五处，这样矛头就再次指向了处理当时斯克里普金档案的F 处副处长的罗杰·霍利斯。
“流畅”指控的大概范围清楚以后，我开始了我所从事过的最危险的工作。在没有获得授权的情况下，我开始对霍利斯的背景进行“自由”调查。我得小心翼翼，我深知哪怕只是最细小的泄漏，都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我被解雇。我访问了牛津的波德里安图书馆。我从那里的大学记录中发现，霍利斯从未得过学位，尽管他是在二十年代进学校的。他念了五个学期以后就原因不明地离校了。对于一个如此安分守己的人来说，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我到霍利斯原来学习过的沃尔斯特学院，在那里查阅了记录，以便找出谁曾同他住在一层楼上。霍利斯在第四学期时搬进了惠灵顿广场的宿舍，我查阅了所有的牛津一览表，上面列有牛津住读生的地址，为了找出与他同住一幢楼的那些学生，我甚至还查阅了大学高尔夫球协会的记录，希望从中能找出一根能表现霍利斯个性的线索。
我没有霍利斯的工作履历，只得抓瞎。我从霍利斯的谈话中知道他曾去过中国，因此我又去了护照办公室查找他到达和离开英国的日期。我去了霍利斯到中国之前工作过的标准特许银行，并在那里做了细致的调查，但除了一个转寄北京一家银行的地址之外，什么记录也没有。
我想找到一些有关一种秘密生活，或一个不拘小节的朋友，或一种公开政治活动的迹象的证据。每一个人的处世为人如何，都可以由他周围的朋友来评论。于是我把在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这段关键时期与霍利斯很接近的人列在一张名单上面。在牛津有两个人特别引起我的兴趣——克劳德·科伯恩和莫里斯·理查森，这两个人都是左翼分子。当我检查科伯恩的档案时，我注意到了霍利斯在整个大战期间一直保存着这份档案，并且从来没有按照情报机构的习惯要求，在这份档案上填写他与科伯恩的友谊关系，我怀疑他有某种要掩盖这种友谊关系的原因。科伯恩与共产国际有着广泛的接触。
在中国也有类似的模式。中国在三十年代是个政治活动的温床，是共产国际进行招募的活动场所。温特博恩告诉我，他在日本认识一个退休了的老上校，此人在中国时认识了霍利斯，曾在一幢房子里同住了一年时间。休约我去拜访他，他叫托尼·斯特布尔斯，一个鲁莽的是式军官，他清楚地记得霍利斯。他说他从不知道霍利斯的政治观点，但总推测他的观点是左倾的，因为他与一个左翼新闻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经常来往，此人是共产国际的得力招募者；另外还有一个人叫阿瑟·尤尔特的男人，斯特布尔斯把他描绘成一个国际社会主义者。
另一个被访问的人（是阿瑟·马丁访问的）叫简·西斯莫尔，在战前她负责把霍利斯带进军情五处。她最后从军情五处调到军情六处，与军情六处的一个官员结了婚，改称简·阿切尔。她是一个难以亲近的知识分子，曾负责过军情六处以前的共产主义事务研究部门。我过去因为D 处三科的调查工作常常去找她，她很愿意提供帮助，还告诉我调查应该追溯到多年以前。有一天下午，我提到米切尔和霍利斯的话题，他们两人在战争期间都与她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简是一个深谙世故的老手，完全知道我为什么要试探她。
“他们两人当中有一人会是间谍，你认为呢？”我问她。
“他们两人都不值得信任，”她告诉我，“但如果让我来选择谁更有可能是间谍的话，我会挑选罗杰。”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霍利斯亲自打来电话，要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他如此随便，一改他过去的做法。以前没有他私下的通知，我从来没去过他的办公室。他在门口热情地招呼着我。
“到这边来坐。”他笑容满面地说。
他拂去了沙发上想像中的灰尘，坐在我对面的一把安乐椅上。这也令人感到奇怪，霍利斯通常坐在一把直靠背椅子上。霍利斯急于使这次会见随便些，于是他不自然地闲谈起他即将退休的事。
“艰难时期，”他说，“养老金不多，每样东西都要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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