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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哪，她怎么死的？”我透不过气来。
“她跳到地铁下……”
在我们正对他们进行积极的调查的时候，在这么一小群人当中，竟有三人死了，这远不是一个运气差的问题。军情五处害怕这几个人的死讯传出去，所有进一步的调查工作都暂停了。报纸上已经绘声绘色地连载了菲尔比充当“第三人”角色的事情，并首次发现他在军情六处的重要地位。有关布伦特受牵连的流言也开始在舰队街冒了出来。整个丑闻的帷幕正处在被拉开的危险之中。阿瑟·温的问题仍然被搁置在那里。非常巧，他也很快要被提拔为贸易部副大臣，也需要我们给他提供安全合格证明。
“我们怎么办？”琼斯紧张不安地说。
“我们应该告诉他，如果他讲出间谍集团的真情，我们就为他提供合格证明，否则不予办理……”
“但那是讹诈呀。”他说，竭力做出吃惊的样子。
我不明白我的提议有什么不公正的地方，但是当然，正如我告诉琼斯的那样，我注命当不了外交家或政治家。
“所有这些自杀事件，”他说，“将破坏我们的形象，我们并不是那种机构。”
牛津集团结束了我对三十年代阴谋的调查。六十年代末，这个任务彻底完成了。那些有牵连的人正接近或已过了退休的年龄。我们识别出了“五人集团”的每一个成员以及其他一些人员和联系人。我们知道了“五人集团”在不同时期是怎样开展工作的，他们的通讯方式是什么。他们依靠哪些人工作、到什么地方去请求援助。我们查出一个一直未暴露的间谍沃森，俄国在一九三五至一九五一年的最重要的情报源普罗克特以及在牛津的新的间谍集团。我们共查出了死去的或还活着的间谍嫌疑犯近四十名。此外，我们还细致地重新检查了英国社会生活当中各行业的几十个人的档案，多数人都被证明是清白的，有一部分人则被发现是秘密的共产党人或是共产党的合作者。这部分人被调离那些能够接触到机密的地方，或被暗中动员退休。
当然，还有一些无头案。克卢格曼带走了他的秘密，奥托从未被查出，“红色乐团”在英国的情况我们从未发现。但我们了解到了最重要的事情——我们了解到了这个阴谋扩展到了什么程度。我们了解我们的历史，我们不必再担心。审查整个一代人是很麻烦的，这当然要比当线索还保持清晰的时候进行调查更为麻烦。可我们驱走了过去，最终又回到了现在。不能忘记，可能还有三十年代人物遗留下来的东西存在。
第十八章
整个六十年代留下了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也许这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军情五处内部有没有一个尚未被发现的“老鼠”。负责研究英国情报部门被渗透的历史的“流畅”工作小组与负责调查的D 处三科齐头并进展开工作。霍利斯对“流畅”项目很没兴趣，主要是因为这个项目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这个他将退休的时间之前，提不出报告。霍利斯仍然认为，渗透问题已在一九六四年十月讨论第二个西蒙兹报告的会议之后就结束了。他命令所有参与米切尔案件的不得讨论该案件，甚至在他们之间也不允许。这是一个不可能做到的要求。有一起事件引起了预料当中的愤怒和惊恐，那就是霍利斯在一九六三年的几次访问。他访问的是美国和加拿大，并向美国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皇家加拿大骑警队通报了米切尔可能是间谍。在霍利斯访问后不久，我也去了加拿大。从一九五六年以来一直装在苏联大使馆墙里的未被发现的“蚯蚓”话筒突然被一队苏联清查人员挖出来了。他们事先没有进行搜查，但却确切地知道话筒在什么地方，我们听见他们在线路中断之前从墙里拿出了话筒。
皇家加拿大骑警队怀疑是不是米切尔破坏了这个行动计划，当时骑警队反间谍处处长吉姆·贝内特开始向我打听。要转移他的兴趣是不可能的，我把一份关于上层渗透问题证据的简要报告给了他。实际上，我有我自己的理论，我敢肯定，“蚯蚓”话筒的事早在一九五六年就被苏联人知道了，因此他们除了偶尔用这些房间来进行领事业务外，没有用它们来办其他什么事务。然而，直到一九六四年他们才清楚地知道这个系统的确切位置。这正与对米切尔的调查相吻合。这次调查详细地考虑了米切尔可能在一九五六年出卖了“流畅”行动的可能性。霍利斯和米切尔都在一九五六年收到了详细报告，包括“蚯蚓”系统的工作方法的细节。这个行动毫无疑问是在那个时候泄漏出去的。不管是米切尔干的还是霍利斯干的，苏联人在不知道话筒的确切位置时是没法取出它们的，除非让清查人员来找到它们。尽管苏联人知道被监听的确切范围，但当时进行了二十多天的搜寻，还是没有找出这些话筒。
琼斯听说我在加拿大谈到过渗透问题，气得大发脾气。我告诉他，在霍利斯那次不成功的访问后，要避免谈这种事是不可能的，忽视这个问题只能使我们的盟友认为更糟糕。
华盛顿对此兴趣也是同样的浓厚。我想起了在迈克尔·麦考尔家中的一切聚会。此人在一九六四年接替哈里·斯通当了军情五处驻华盛顿的秘密联络官。安格尔顿和我躲在一边不与其他人谈话，他紧追不舍地问我军情五处的内部情况。
“你们那帮人捣了什么鬼，”他不断地说，“霍利斯到这里来讲了一些关于米切尔的荒诞故事。他仿佛不知道这个案子的关键，也没有进行过审讯，现在他却说没有问题了！……”
我试图把整个案子向他说清楚。我告诉他，我们认为米切尔的事已经澄清了。我说，就阿瑟和我而言，霍利斯是我们的下一个怀疑对象。我问他是否有什么情况可以提供给我们来帮助侦破此案，他说他要看看他能做些什么。那时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个困难时期，肯尼迪刚刚遇刺，沃伦委员会正在进行调查，安格尔顿还有自己那摊子迫切需要处理的事情。
一九六五年，英国安全部门仿佛在美国人眼里又一次出了纰漏。仅仅四年，一系列间谍丑闻和灾难吞没了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首先是霍顿被查出来，他出卖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水下探测系统的重要部分。虽然霍顿案件标志着军情五处新的反间谍能力的胜利，但这引起了美国海军的愤怒，并对英国同行长期怀着敌意。霍顿案件暴露不久，这种敌对情绪在国家安全理事会的一次会议上表面化了。在这次会议上，美国海军企图彻底断绝英美两国的情报和秘密交换关系。吉姆·安格尔顿和联邦调查局的艾尔·贝尔蒙特掐掉了海军的这朵阴谋蓓蕾。
“他们和我们之间的差别仅仅是：他们抓间谍，而我们不抓。”贝尔蒙特干巴巴地说。
但是贝尔蒙特所说的话并不能减少接踵而来的一连串的灾难。一九六一年布莱克的受审并判刑几乎使中央情报局在欧洲的所有行动，包括柏林隧道行动在内，都受到了怀疑。第二年，即一九六二年，瓦萨尔又被抓获；由于一个英国间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极有价值的海军机密再度被透露给东方。一九六三年一月菲尔比叛逃，这显然是因为英国当局沉默和无能。同年，富有安全含义的普罗富莫事件发生了。苏联人通过克里斯廷·基勒向普罗富莫索取核机密情报，联邦调查局在当时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布伦特、朗和凯恩克罗斯在一九六四年坦白了，其他的案件干脆被丢人现眼地在法庭败露。一九六四年的柯达案件就是其中的一起，但是在美国人眼里，更糟糕的是在一九六五年初发生的马尔特里案件。
马尔特里案件开始于一九六三年。“费多拉”指控说，克格勃在英国的一个核研究集团内部有一个专搞理论情报的外国人，他只是在最近的一两年当中才频频活动。这说明叛逃者戈利金并不知道他，因此就大大缩小了嫌疑分子的范围。我们在走了几步错棋以后，把调查集中在叶赛普·马尔特里身上。此人于一九六二年秋从欧洲原子能机构来到考尔汉姆实验室，可马尔特里并没有被允许去接触机密的原子材料。调查还在继续进行。就像霍顿在朗斯代尔案件中一样，马尔特里可能是在波特兰时通过一个能接触到机密的女友来获得机密，因此他想获得他无法接触到的机密，也是完全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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