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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酒喝完了，布伦特为他自己倒满一杯雪利酒，并加了一点苏打水。他一饮而尽。
“有时，”他说，“我想进监狱会更舒服。”
维克托和特斯·罗思柴尔德在D 处三科调查三十年代的事上一直给予了帮助。他们两人对这一时期的人际关系和那些暗藏的关系都了如指掌。他们常常能够安排那些与“五人集团”有关系的人同我见面，否则这些人是不情愿这样做的。维克托还为我安排了一系列重要的引见。譬如，在沃森案件之后，令我入迷的问题之一是，除了沃森以外，其他的科学家究竟在什么程度上曾经是招募的目标。伯吉斯、布伦特、菲尔比和麦克莱恩都受过第一流的教育，我怀疑还有没有别的小团体也被招募，譬如像蜚声全球的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
我的怀疑落在了著名的苏联科学家彼得·卡皮查——俄国原子弹之父身上。卡皮查在二十年代由英国皇家学会资助来到剑桥，他在剑桥建立附属于卡文迪什实验室的蒙德定律温度实验室。卡皮查一直同苏联政府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人们看见他多次在自己的房间里接待俄国的情报官员。到了三十年代，苏联鉴于日益加剧的国际紧张局势，坚持让卡皮查回苏联工作，并被允许携带他所有的设备回国。他在大战前后都一直与英国的科学家们保持着联系，常常在莫斯科郊外他那设施齐全的别墅里接待那些来俄国的科学家。多年来，军情五处内部流传着卡皮查以他的慧眼在卡文迪什实验室发现了他可以招募的对象这种说法，可始终没有人对这个说法进行过探究。没有人知道这些招募对象是谁，或有多少人，也不知道卡皮查的招募是否成功了。这又是一起无头案，只得留在档案里让人们怀疑和猜测。
只有一个人能帮助我们更多地了解卡皮查，他就是阿德里安勋爵。阿德里安与卡皮查很友好，在剑桥时就有联系，他是在卡皮查还没有离开英国时认识他的。六十年代时，阿德里安曾任剑桥大学校长和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维克托很快就安排了一次晚宴，使我能在晚宴上与阿德里安见面，然后再不知不觉地引他谈到苏联科学家这个话题。
阿德里安完全愿意合作。他十分理解我们对卡皮查的怀疑，尽管他非常敬佩卡皮查的成功。他—一举出了那些同卡皮查特别接近的人的名字。我的黑皮本上的名字又增多了，又有更多的名字需要到档案室去核实，更多的人需要去追查、会见、估量、澄清，也有个别的人需要从秘密岗位上调离。所有这一切终究是为了保证不使任何一个人漏网。
维克托所给予的最重要的帮助是劝说弗洛拉·所罗门再次与军情五处的人见面。从她与阿瑟的谈话中我知道，她了解的情况比她讲出来的情况更多。三十年代中期，她显然是生活当中最为活跃的人物。她和她的朋友丽棋·菲尔比以及伊迪斯·杜德·哈特在一起，成了羽毛未丰的“五人集团”的鼓励者、同伙以及信使。她同阿瑟见面以后，拒绝与军情五处再次见面。她对阴谋与背叛有一种典型的俄国人的猜疑。她以为我们会出卖她，把她投进监狱，或者被俄国人暗杀，就像她相信汤姆斯·哈里斯的情况一样。我请维克托代表我去向她说情，她终于在一九六五年中期同意见我。
“丹尼斯·普罗克特这个名字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她咆哮着说。
的确意味着某种东西。丹尼斯·普罗克特当时是燃料和电力部的常务副大臣，他是三十年代进入行政机构的，曾担任过斯坦利·鲍德温的私人秘书。通过我的剑桥和牛津之行，我发现差不多有十多个人都指出普罗克特在念大学的时候，就是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左翼分子，虽然他不是一个共产党人。他具有共产国际在剑桥招募的对象的典型痕迹——他是伯吉斯、布伦特、菲尔比和沃森的好朋友，也是“使徒学会”的成员。
还有一件有关普罗克特的怪事让我迷惑。一九五一年的叛逃事件之前，他突然不明原因地离开行政机构，在哥本哈根一家轮船公司找了一个工作。一九五三年，他又突然重新出现在伦敦，并恢复了在行政机构的生涯。
我问弗洛拉为什么提到普罗克特。
“金过去常常带着一些人来看我，”她说，“他对我的意见很重视。我从来不介入，不过我常常告诉他我对他招募的人的看法。”
“就普罗克特而言，你对他讲了些什么……？”
“金有一天晚上带他来吃饭，我不喜欢他。我告诉金，这个人不好，没有脊梁骨。我问金他如何受得了重压？”
普罗克特显然是布伦特决意不肯告诉我的另一个名字。我去找了霍利斯，请求允许我与普罗克特谈一谈，可他拒绝了。他说那将在白厅引起太多的混乱，那里的问题已经够多了。我得等到他退休以后。霍利斯说毕竟只是几个月以后的事嘛。
普罗克特退休后住在一个很可爱的法国乡下的农庄里，这个农庄在阿韦尼荣郊外山峦起伏的乡下。他同他的第二个妻子和孩子住在一起。一九六六年二月我到法国去拜访了他。
普罗克特有一副显贵般的外表，鹰钩鼻子，前额周围的头发已经脱去，带着一股宗教气息。他和蔼而大方地接待了我，这是上层英国人对来访者团有的分寸感。我解释说军情五处正在追询三十年代的事。
“我们只是找找线索，你知道，就是那一类的事……”
普罗克特用文职人员的简洁的语言谈起那一时期。开始时，他没有谈及自己。像一个标准的文职人员，对于其他人的生活和决定，他是一个谦逊的旁观者。可是在他的含蓄下面，我能觉察出一种热情，仿佛他在回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你对在那时的事情怎么看？”我间道。
“你指的是我的政治信仰吗？”他反问道，并对我的委婉报以微笑。“那么，你大概知道我一生当中一直是个左翼分子吗？”
“是真的吗？”
“哦，是的，”他继续说下去，“但从未做过共产党员。我非常想进政府部门去工作，因而没能加入共产党。此外，我没有像伯吉斯那样的人有勇气，他们是公开加入共产党的。”
我问他盖伊是否接近过他，让他为和平事业工作，或为共产国际，或为类似机构工作。
他摇摇头。
“没有，我想没有这样做……没有，我完全记不起这些事了。”
“可盖伊知道你的政治观点是什么吗？”
“晦，当然罗。我们非常接近。盖伊，我，安东尼。‘使徒学会’，你知道……”
“他从来没有试图招募你，你对此不感惊奇吗？”
他停下来思索。
“我想是这样，现在既然你已经提及到这一点了。事实上，我对他没有招募我实在感到是种奇耻大辱……”
他大笑起来，我也大笑起来。他提议在饭前出去散散步。那时还是冬天，可土地已经在解冻了，仿佛春天就要来临一样。我们又谈到其他的一些事——关于英国，行政机构以及事物发生变化的方法等。
“我们大多数人，你知道，都耗尽了我们的一生为逃避三十年代。”他告诉我说。接着我们回首俯瞰通向他的房子的山谷。
“我们当时都非常快乐，那是我们的世界，可我们在一九三九年却失去了这个世界。从那以后，我们就在想方设法来逃避。”
他指着被黄昏的薄雾笼罩着的农庄。
“那就是我的避风港……”他说。
那天晚上，我们享受了一顿丰盛的晚餐饭后我们又带着葡萄酒来到他的书房。普罗克特已经喝醉。我能看出他感到我的来访是一种压力。他知道我迟早会转回到伯吉斯的话题上。
他仿佛因喝了葡萄酒打了一会儿吨，醒来时已大汗淋漓，他用手帕开始紧张地擦着他前额上的汗。
“为什么你认为盖伊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招募你呢？”我问他，又为他斟了酒。
普罗克特一饮而尽，自己又倒了一杯。
“我非常钦佩盖伊，”停留了片刻后他这样说，“人们忘记了，你知道，盖伊是多么有才气。他们记不得他在大战前是个什么样子了。他的神情外表，精力和智慧。他们光想到他以后的事。”
我什么也没说，等待着他来打破这种沉默。
他又开始更急地谈着。
“你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