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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西方的那些幻想家打着如意算盘，那我们就把他们所幻想的东西给他们吧。”
军情六处需要获得一次胜利，他们需要坚定获得胜利的信心。他们在潘可夫斯基身上终于获得了胜利。
潘可夫斯基案有三个地方使我产生了极大的怀疑。第一个地方是他被招募过来的方式。潘可夫斯基在一九六0 年底拜访了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主要是安排与西方进行科技交流的事。但他进了使馆之后，立即表示愿意向美国人提供情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在他们的保安楼里接见了他。他对这些人说，他实际上是苏联格鲁乌的高级官员，为一个科技情报组织工作。该组织是由克格勃和格鲁乌共同控制的。美国人认定潘可夫斯基是苏联人派来引诱美国受骗的，于是拒绝了他的提议、我阅读档案那段时间，美国已经从另一个叛逃者诺森科那里知道了，他们与潘可夫斯基谈话的那间房子里曾秘密地装有克格勃的话筒。很清楚，俄国人也知道潘可夫斯基对美国人表示愿意当他们的间谍，即使潘可夫斯基是真诚地叛逃西方。
潘可夫斯基在一九六一年初，又作了另一次尝试。他在莫斯科找到一个叫范佛里特的加拿大商人，并约好到该商人的公寓里碰面。范佛里特在他的浴间与潘可夫斯基会面。为了避免他们的谈话内容被窃听，他们在谈话过程中把自来水龙头开着。其实并没有迹象表明范佛里特的公寓里装有窃听器，可潘可夫斯基和范佛里特都猜测公寓里装有窃听器。范佛里特与皇家加拿大骑警队有关系。苏联方面在后来对潘可夫斯基进行审问时所提供的证据是他与温之间的谈话录音。那次谈话也是在浴间里开着自来水龙头的情况下进行的。很清楚，苏联人对突破这种反窃听方面是有办法的。
潘可夫斯基的第三次尝试是成功的。他这次是找温，结果，军情六处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却来共同指挥他。潘可夫斯基案引人怀疑的第二个方面是他提供的情报种类共分两种：一种叫“阿尼卡”，是直接情报；另一种叫“鲁比”，是反情报。
“鲁比”材料主要包括对格鲁乌驻世界各地官员的识别，差不多都很准确，但绝大部分人都是我们已经知道的。此外，并没有为我们提供识别在西方的非法间谍的线索，也不知道在过去或现在混进西方安全部门的渗透分子。我感到令人难以理解。他的职责与我的职权相似，在格鲁乌上层呆了几年时间，而且还经常与克格勃联系，但却对苏联在西方的情报人员的分布情况一无所知。我把潘可夫斯基提供的反情报和上次叛逃的格鲁乌官员波波夫上校进行了比较，波波夫在五十年代在格鲁乌内部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当间谍时，一共揭发了近四十名在西方活动的非法间谍。波波夫后来被逮捕，并被处决了。
“阿尼卡”则不同，那是关于苏联军事系统最机密情况的文件，潘可夫斯基交给了我们几千份。可是有两点让人感到很奇怪：第一，他有时候交来的是原件。我认为，间谍交原件是非常冒险的，俄国人在查阅档案时肯定会发现文件的丢失。其次，潘可夫斯基所提供的情报当中最为重要的是他在格鲁乌导弹部队当高级指挥官的叔父给他看的文件。这个文件帮助了美国了解到俄国在古巴有导弹。潘可夫斯基说，他是在他叔父走出房间时复制了这份文件。这仿佛又一次使我认为，他不是一个现实生活当中的人，倒像电视里的詹姆斯·邦德一样的人。
第三个令人感到可疑的方面是我们指挥他的方式。我们对待这样一个如此重要的间谍的方式是极其马虎草率的。他提供的情报在当时是极有价值的，当时古巴导弹危机正好在发展。我们只拼命地从他那里挖出能得到的一切，却从来就没有任何打算要保护他，或把他留下来作为一笔长期资产。我在潘可夫斯基情报分发情况一览表上数了一下，在他活动期间，仅在英国就有一千七百人看过他提供的材料。军情六处、军情五处、政府通讯总部、联合情报委员会、各军种首领和他们的参谋，以及外交部和各研究集团等，都有被指定看潘可夫斯基提供的部分材料的人员名单，尽管能看到全部材料的人寥寥无几。当然，同一切间谍报告一样，这些情报上并不注明它们的来源。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如此广泛的散发范围真是令人吃惊。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保持高度警惕的俄国情报部门是否已经发觉了我们的行动？因为他们在一九六三年就曾表明，他们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对英国安全部门的上层进行渗透。
在莫斯科所作的安排也是超乎寻常的。军情六处让潘可夫斯基在莫斯科公园里把已冲好的胶卷交给奇泽姆夫人，她是军情六处驻莫斯科的官员罗里·奇泽姆的妻子。这样的交接活动进行了十几次，并且潘可夫斯基和奇泽姆夫人都早已发现克格勃对他们的行动进行了监视。在我阅读潘可夫斯基的档案时，我从布莱克的监狱汇报中得知，俄国人知道奇泽姆是军情六处的官员。有一件事我是可以肯定的：如果俄国人在伦敦指挥间谍的方式与军情六处在莫斯科指挥间谍的方式一样，那么军情五处尽管力量薄弱并受到习惯和法律的限制，也不会不发现潘可夫斯基的行动。
我散发我写的潘可夫斯基的报告时，迎来的却是愤怒的吼声。这个潘可夫斯基行动被冠以勇气与胆量称号，从表面上看这是一次了不起的胜利，因此当我发表不同意见时，人们就表现出极度的冲动。潘可夫斯基案件的经办官员哈里·谢尔戈德在军情六处的一次会议上，特地走到我跟前：
“你知道指挥间谍是怎么回事？”他怒骂着说，“你跑到这儿来对一个勇敢的人的记忆进行损害，还指望我们相信你？”
当然，问题在于如果潘可夫斯基提供假情报这一事实成立的话，那么俄国人又为什么要派潘可夫斯基来充当提供假情报的间谍呢？我想，这个答案就在古巴政治和军备控制政治这两个方面。俄国人在六十年代初期，有两个主要的战略野心：一是想在古巴保住卡斯特罗，而当时美国正使用他们的各种力量和手段企图搞掉卡斯特罗；另一是苏联在加强和发展洲际弹道导弹能力时不想引起西方的怀疑。当时正值“导弹差距”的时代。害怕俄国人在核武器生产上超在前面的观点，正是约翰·肯尼迪在一九六0 年竞选总统时的政纲要点。肯尼迪许诺说他的政府要缩短这个差距。而苏联人则想方设法让西方相信，“导弹差距”是臆想出来的，如果真有什么差距的话，那也只能是苏联落后于西方这种差距。
美国害怕苏联的导弹能力的部分原因是因为情报方法上的问题。西方在这方面就像一个盲人。加里·鲍尔斯在一九六0 年五月被击落以后，UZ高空侦察机的飞行计划便被取消了，直到一九六二年底美国发射了第一颗卫星，才重新对苏联进行摄影侦察。当时西方的惟一的情报来源是利用潘可夫斯基这根线索和截听苏联在亚洲的火箭试验范围内往来的遥测信号和无线电通讯。
潘可夫斯基提供的情报的主要方面，是说明苏联的火箭项目并不像西方所想像的那样先进，而且他们没有洲际弹道导弹实力，仅仅只有中程弹道导弹。这个情报使肯尼迪心中有了底，当美国发现了苏联在古巴建造中程弹道导弹设备时，他才敢让苏联摊牌。对照潘可夫斯基的情报，美国人又看见俄国人在古巴安装了代表他们的工艺技术水平的火箭，更加对潘可夫斯基关于俄国人没有洲际弹道导弹的情报深信不疑。赫鲁晓夫被迫撤退，但他达到了他的主要目的——美国最终同意不去动古巴。
潘可夫斯基的情报后来又被另外两个叛逃者所证实。他们是在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的“大礼帽”和“费多拉”。他们在六十年代初就与美国联邦调查局拉上了关系。“费多拉”与潘可夫斯基一样，是个科技官员。两个间谍，尤其是“费多拉”提供的情报完全证实了潘可夫斯基的情报，即苏联的火箭技术明显地不如西方先进。“费多拉”还提供了关于苏联火箭加速表的薄弱环节的详细情报。
潘可夫斯基的情报以及“大礼帽”和“费多拉”的情报是一个关键因素，它使美国人在创造一个适合举行限制战略武器第一阶段会谈和产生缓和时代的气氛中充满信心。这正是潘可夫斯基的目的。他帮助苏联消除西方的疑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