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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这句话将发生作用。
然而一九七四年的形势更加恶化。计划很简单：由于议院内部的局势极不稳定，大选必须在几个月内进行，而在大选的准备阶段，将设法向同情我们的新闻界人士透露一些有选择性的有关工党首领，特别是威尔逊的情报。通过报界和工会官员，我们就可能把军情五处档案内的资料和认为威尔逊对安全构成威胁的消息散布出去。
安全局的呼声和舆论已造起来了，三十多个官员赞同这一计划。一些档案的影印件已经准备好并发给了海外报纸，为了大造声势，还准备在议院里尽力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拉姆齐·麦克唐纳的第一届工党政府就是被季诺维也夫的一封影印信件在一九二四年搞垮的。
“我们要把他拉下台，这次一定要拉下台。”他们当中的一位官员说。
“你们为什么要叫我参加？”我问。
“这个嘛，你并不比我们更喜欢威尔逊……另外你已经看到了最新的材料——盖茨克尔事件等等。”
“但这些材料都在局长的保险柜里。”
“是的，但你能复制它们。”
“我可得想一想，”我说，“在走这一步之前我得好好考虑考虑。你们得给我几天时间。”
开始我受到了引诱。这是魔鬼让游手好闲的人干的，而我现在是在混时间等退休，这种疯狂的计划必然对我具有强烈的诱惑力。我感到有一阵冲动，国家似乎已经面临着大灾难，为什么不趁火打劫，就势推它一把呢？不管怎样，我的机密负担太重了，稍稍减轻一点负担会使我感到轻松些。
劝我放弃这种想法的是维克托。
“我并不比你更喜欢威尔逊，但如果你参与了这件事，你将会被人剁成碎片。”他对我说。
他是对的。我只剩下一年多时间就要退休了，为什么要为了一时的疯狂而毁了一切呢？
几天以后，我告诉那伙人的负责人，我不愿意去搞档案。
“我很乐意帮助你们，”我说，“但我不能冒这个险。现在我只能拿到一半退休金。我总不能连这点退休金也不要吧。”
参与这项活动的一些人态度很激烈。他们不断说这是把威尔逊拉下台的最后机会。
“你一旦退休，”他们说，“我们就再也搞不到这些档案了！”
但我决心已定。即使他们笑话我胆小，我也决不动摇。
一九七四年的整个下半年和一九七五年初我尽量呆在国外，在世界范围内追踪“维诺纳”通讯。有关威尔逊的整个故事并没有出现，但我很清楚，这伙人仍在竭尽全力推行他们的计划，难怪后来威尔逊说他是阴谋的牺牲品！
一九七五年夏，我同莫里斯·奥德菲尔德在洛基茨一同吃饭。我们俩定期在一起吃饭，他了然一身，喜欢在每天晚上闲扯一阵。在两次失败以后，他终于爬上了军情六处的最高层。我真为他高兴。莫里斯是个好人，很少管闲事。那天晚上，我看得出他有心事。
他谈起威尔逊。他问我，那儿的人们情绪怎样？他不断听到各种谣言。
我什么也没透露。
“我们中间有许多人不喜欢他，他们认为他在破坏这个国家。”
显然莫里斯一直在想这件事，他一次又一次地谈起这个话题。
“你没说实话。”他最后说。
“我不这样认为，莫里斯……”
“我昨天受到首相的接见，”他说，突然改变了语调，“他谈起有人在搞阴谋。很明显他已经听说你那一伙人在四处活动，煽风点火，反对他、马西姬·福肯德和唐宁街十号的共产主义者。”
他的声音渐渐低下来，仿佛对谈论这件事一点兴趣都没有。
“这很严重，彼得，”他又说，“我要知道一切。你知道水门事件在华盛顿搞成了什么样子。我们万一不小心也会发生同样的事件。”
我又要了杯白兰地，决定告诉他我所知道的一切。我把去年夏天反威尔逊计划告诉他以后，他问我汉利是否知道。
“他不知道。我看最好还是忘掉这事吧。”我说。
“我要你明天回局里去把这一切统统告诉汉利。”
他迈着踉跄的步伐向床边走去。
“别怕，”他回过头对我说。
“我不会怕的，”我说，“再有几个月我就退休了！”
第二天上午我见到了汉利。他听了我的汇报后，脸色像纸一样白。也许他曾经怀疑过局里反威尔逊的情绪会高涨，但现在他才听说手下有一半人卷进了这场推翻首相的阴谋。这时我暗自庆幸自己没有当官。
可笑的是，他的第一个反应是生莫里斯的气。
“该死的莫里斯，”他怒气冲冲地叫道，“居然管起我们的事来了。”
当他镇定下来以后，便问我这些阴谋分子的姓名。
我告诉了他这些人的名字，木已成舟，我无法再拒绝了。当我报名字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当时布伦特的心情。戴上面具去出卖别人从来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你能照顾照顾他们吗？”我问汉利。
“一定得调查，当然。”他说。
威尔逊的事没结束我就离开了军情五处。以后汉利再也没和我提及这事。我听说一名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受命对内阁进行了私下调查。以后又听说汉利进行了一些改革，主要在招募人员方面，试图向军情五处输进新鲜血液。这大概可以解释在我退休定居澳大利亚不久收到的那封迈克尔·汉利的秘密来信。
“当你知道公司通过最近的检验，并且在正常工作的消息以后，一定会感到欣慰。”汉利在信中写道。
这以后不久，威尔逊就辞职了。正如我们在办公室里常说的那样：“政治家们来去无常，而安全局却永远向前。”
有关哈罗德·威尔逊的街谈巷议很快平息了，正如一九七四年霍利斯事件突然起死回生一般。霍利斯事件自从一九六九年审理过以后就一直无人问津。我原先以为汉利接管后可能会重新审理，但我很快发现他的意图是少管闲事。他极力想忘记过去的伤疤，而且急于想把我同K 处的案子以及现行的调查分开。
每当我提及这事，他总是说：“我很坦率。”
惧怕丑闻，成了六十年代负责处理动乱官员的最大顾虑。但现在不管问题是大是小，人们愈来愈清楚，这个问题已经了结了。我与维克托讨论是否有可能重新审理这个案件。
“现在还为时过早，”他总是这样对我说，“还得等一等。我将设法把这件事告诉特德，但不是现在。我们要让汉利从危险中拔出来，整个事情太重大了。我们必须再等一等。”
一九七五年大家以为布伦特患了癌症，不会久于人世。这时对丑闻的恐慌达到了高峰。维克托向我打听，我是否以为布伦特会立下遗嘱在他辞世以后发表，揭开整个事件的真相。我也曾经常常向布伦特问起这事，他一直否认有这种打算。然而，他的语气充满了报复，我不敢贸然相信。
维克托比任何局外人都清楚布伦特捣什么乱。他和希思对普罗富莫丑闻给上届保守党政府造成的损失至今仍记忆犹新，而且非常害怕布伦特用同样的方法把他们搞垮。这不仅仅只是免予起诉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可怕的可能性，他也许会说出同伙的姓名，不管他们是死还是活，也许他会留一份三十年代的艳遇记录。一旦这些有关性方面的失误在舰队街张扬出去，那就不止一人要身败名裂了，至少不止首相安东尼·艾登一人。
最后维克托要我立即帮他准备材料，对布伦特揭露事件的后果进行一番全面的估计。我在D 处三科时曾为内政部起草过各种有关“五人集团”的文件，但他们很不满意。军情五处的法律处坚持要删掉普罗克特和沃森等人的名字，理由是我们没有充分的证据。
“这没道理，”我同他们争道，“给内政部提供情报是我们的职责。如果由于没有证据就把我们坚信的事实删掉，那就是失职。”
维克托完全同意我，并强调说我的汇报要力求全面。我详细描述了“五人集团”的历史，并用了大量笔墨说明所有的联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在我的汇报里，提到了四十个人。几个星期后，我去见罗伯特·阿姆斯特朗，向他报告十九号间谍的事，阿姆斯特朗对我的汇报表示感谢。
“这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