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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现在认为佩雷斯可能是帮凶？”
“不。天哪，我甚至不相信他那天晚上没死。我只是在假设。假设曼哈顿停尸房里那具尸体的确是吉尔·佩雷斯的。”
我往自己咖啡中加了一包蔗糖素和一些牛奶。“你熟悉亚瑟·柯南·道尔爵士吗？”我问。
“写福尔摩斯侦探案的人？”
“正是。夏洛克的格言之一好像是这样说的：‘得出数据之前便进行推论是一个大错误，因为你会歪曲事实，以便让它们适应推论，而不是让推论去适应事实。’”
“科普兰先生，你开始磨炼我的耐心了。”
“我已经给你一个新事实。你没有认真去回想发生过的事，而是立即找到了一个歪曲事实，并使之去适应你的推论的方法。”
他只是盯着我。我不怪他。我的确有些过分，但我需要这样。
“你知道任何与韦恩·斯托本的过去有关的事吗？”他问。
“知道一些。”
“他与这类人的形象剖析完全吻合。”
“形象剖析不是证据。”我说。
“但有帮助。比如，你知道斯托本十几岁的时候他邻居家的动物失踪的事吗？”
“真的？嗯，这些都是我需要的证据。”
“需要我给你举个例子吗？”
“请。”
“我们有个这方面的证人。一个叫查理·卡迪森的男孩。他那时什么也不敢说，因为他被吓坏了。韦恩·斯托本十六岁时，活埋了一条白狗。什么品种呢？好像是法国……”
“卷毛比雄犬。”
“对。他把那条狗一直埋到脖子处，只有脑袋留在外面。可怜的小东西一动也不能动。”
“太恶心了。”
“还有更恶心的呢。”
他又非常讲究地喝了一小口咖啡。我等着。他把咖啡放下，用餐巾纸轻轻擦擦嘴。
“你这个营地老伙计把狗狗的尸体埋了之后，还跑到这个叫卡迪森的小孩子家去，小孩家有那种坐在上面操作的割草机。他要求借割草机……”
他不说了，看着我，点了点头。
“呃。”我说。
“我还能举出其他的类似例子。也许有十几个。”
“但韦恩·斯托本终究还是在那个营地找到了一份工作——”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的意思是说，那个艾拉·西尔弗斯坦好像是个顽固的家伙，总是不对雇用的人进行背景调査。”
“那些谋杀案刚发生时，没有任何人怀疑过韦恩？”
“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这些事。首先，到热爱和平夏令营现场去的是地方警察，不是我们。那时，这还不是联邦调査局负责的案子。至少开始时不是。最重要的是，斯托本成长期间，周围的人都被吓坏了，不敢出来指控他。就像查理·卡迪森一样。你一定还记得，斯托本是富家子弟。他很小时，父亲就去世了。但她母亲庇护他，不管他做出什么事，他母亲都会用钱去解决，对孩子过于溺爱。顺便说一下，她也非常保守，非常严厉。”
“你的系列杀手形象剖析中的另一个钩号？”
“科普兰先生，这不仅仅是形象剖析的问题。你知道那些事实。他住在纽约，却想方设法到了三个案发所在地一弗吉尼亚、印第安那、宾夕法尼亚。这难道不奇怪？当然，还有这个重要转折点：我们拿到捜査令后，在他家找到了一些物品一典型的战利品。那些东西恰恰是各位被害者生前的私人物品。”
“不是全部被害者，”我说。
“已经足够多了。”
“但没有第一起谋杀案那四个被害者的物品。”
“没有。”
“为什么没有？”
“要我猜吗？斯托本可能太匆忙。他还要处理那些尸体。时间不够。”
“不过，”我说，“这听上去也有点像扭曲事实。”
他仰起头，仔细打量着我：“那你的推论是什么，科普兰先生？我很想听听。”
我没说话。
他张开双臂：“在印第安那和弗吉尼亚州割破营员喉咙的系列杀手碰巧是一个夏令营的辅导员？而且至少还有另两个被害者的喉咙在那个夏令营被割破？”
他说得有些道理。我从头开始就在想这个问题，但还没想明白。
“你知道那些事实，不管扭曲与否。你是检察官。告诉我，你认为那些树林中发生过什么事。”
我想了想。他等着。我又多想了一会儿。
“我暂时还不知道我说，”也许现在推论还太早。也许我们需要了解更多的事实。“
“你们了解事实的时候，”他说，“韦恩·斯托本那样的人会杀掉更多的营员。”
他这话也有些道理。我想到了对麁雷特和马兰兹不利的强奸证据。如果客观地去看，对韦恩·斯托本不利的证据同样多，也许还更多。
或者，至少有那么多。
“他没杀吉尔·佩雷斯。”我说。
“我听到你说过了。因此，为了我们便于讨论，把这个因素排除在外吧。还是这样说吧，假设他没杀吉尔·佩雷斯。”他张开手掌，伸向天花板，“那会让你怎样做？”
我认真思考了这个问题。我想，那可能会让我感到纳闷：我妹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29
—个小时后，我已经坐在飞机上。缪斯给我打电话时，机舱门还没关上。
“和斯托本见面的情况如何？”她问。
“回头告诉你。法院那边怎样？”
“听说他们提出了申请什么的，好像没什么进展。他们频繁使用‘请慎重考虑’这几个字。当律师一定无聊透顶。遇到这样的时候，你是怎样做到没把自己的脑袋打开花的？”
“这需要磨炼。那什么结果也没有？”
“没有。但明天休庭。法官星期四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在内庭见所有辩护律师。”
“为什么？”
“他们说的那些‘请慎重考虑’已经传开了，但你那个叫什么名字的助理说可能没什么大问题。听着，我还有事告诉你。”
“什么事？”
“我让我们最好的电脑专家对发给你朋友露西的那些日记进行了来源追踪。”
“结果呢？”
“与你已经知道的吻合。不管怎么说，开始是吻合的。”
“你说‘开始’是什么意思？”
“我先拿到他提供的信息，然后打了些电话，进行了一些调查，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
“什么事？”
“我想我知道是谁发的那些日记了。”
“谁？”
“你的黑莓手机在身上吗？”
“在。”
“资料很多。我还是把所有详细资料都用邮件给你发吧。”
“好。”
“我不想说更多了。我想看看你是否和我得出同样的答案。”
我想了想她的话，仿佛听到我与杰夫·贝德福德的对话在耳边回想：“嗯，不想让我扭曲事实去适应推论吗？”
“你说什么？”
“没什么，缪斯。把邮件发过来吧。”
离开杰夫·贝德福德四个小时后，我坐进了露西办公室隔壁那间办公室里。这个办公室的主人是个英语教授，休年假去了，露西有钥匙。
他的助教，一个叫朗尼·伯杰的男人，没敲门就走进来时，露西正看着窗外。好笑的是，朗尼让我想起了露西的父亲艾拉。他看上去有点像小飞侠彼得·潘，一个被抛弃的赶超崇拜者。我不是在抨击嬉皮士或极端左翼分子，或者你所知的任何这样的人。我们需要他们。我坚定地相信，我们需要两个政治极端的人，甚至（也许更需要）你不赞同或者想仇视的人。没有他们，这个世界会很没趣。其实，谁也不会过多地去琢磨人与人之间的分歧。想想吧！没有右就没有左。如果左右都没有，也就没有中间派了。
“露西，有什么事吗？我和辣妹女服务员的约会棒极了……”朗尼突然看到我，声音顿时低下来，“这是谁？”
露西仍然看着窗外。
“我们为什么在密特尼克教授的办公室里？”
“我是保罗·科普兰。”我说。
我伸出手。他握住。
“哈，”朗尼说，“你就是口记里那个家伙，对吗？？先生或什么。我的意思说，我在网上读到过那个案子……”
“是的，露西告诉我你是业余侦探。正如你可能知道的那样，我手下有一些相当不错的侦探一其实是职业调査官。”
他放开我的手。
“你有什么想告诉我们的吗？”我说。
“你在说些什么啊？”
“顺便说一下，你说得没错。那封邮件是下午六点四十二分从弗罗斯特图书馆的电脑中发出来的。但西尔维娅·波特下午六点到七点之间根本没在那里。”
他开始向后退。
“朗尼，你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