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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法官大人，”简恩还不想就此罢休，“你觉得如果我戴着‘起诉教唆’这样一个不明不白的罪名，我还有资格代表我的委托人吗？我还有资格站在这里和你说话吗？……在我们继续进行之前，我要求被告方或者公开事实，或者收回指控。”
司肯纳法官叹了一口气：“费歇尔先生，你愿意公开你们和委托人之间的谈话内容吗？”
“所谓‘具体和直接的证据’是他的措辞，”杰罗·费歇尔指指威廉·契士曼，“不是我的。不过如果法官大人希望的话，我可以再和我的委托人核实一下。”
“你可以在外面的楼道里找到公用电话。”
杰罗耸耸肩。他其实并没有想现在就去核实，但既然法官如是说……杰罗转身缓步离开了法庭。
“好，让我们继续进行‘第11款动议’的听证。”法官又重复了一遍，“这场听证要搞清楚的问题十分简单：原告方到底掌握了一些什么样的证据，足以对被告方提起起诉？现在请契士曼先生向原告提问。”
威廉·契士曼站起身来，翻开手里的笔记本，就仿佛准备传唤证人一样。
简恩·希莱曼抗议道：“我一旦站到了证人席上，就必须依法回答所有的提问，如此一来，便不可能在本案中作为律师代表我的委托人了。”
“契士曼先生将要提出的问题是非常有限的，希莱曼先生，并不会影响你继续为你的委托人工作。”
一番争论之后，简恩向法官建议道：“我们可否变通一下，由法官大人你来向我们提同样的问题？”
“契士曼先生，你意下如何？”
威廉·契士曼犹豫片刻，很不情愿地带着他的笔记本朝法官席走去。简恩听见他对司肯纳法官说他的字迹很潦草，两个人接下来就威廉预先拟定的问题讨论了很久。简恩禁不住暗自得意，因为他看得出来，司肯纳法官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果然，法官照着威廉的笔记本提了几个问题后，便问众人在休庭之前还有什么要说的。
“最后一点，”简恩说，“我想费歇尔先生已经和他的委托人谈过了。”
杰罗·费歇尔早就回到了法庭，并目睹了刚才发生的一切。“我暂时无法提供新的情况，他们都出去吃午饭了。不过我可以再和他们联系。”
两个星期后，瓦尔特·司肯纳法官做出裁决：“原告方的起诉乃基于与本案有关的间接证据，而且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作为起诉基础的某些证据尚待发展和收集。因此，本法官裁定，‘第11款动议’不适用于本案，并就此否决被告方《关于不予受理沃伯恩案的动议》。”
此后的一年半里，简恩·希莱曼把沃伯恩案搁在了一边。他很忙，挣了很多钱，他的事业也蒸蒸日上，如日中天。先是巴瑞·里德揽来了一桩饭店失火案，一位商人在火灾中丧生。简恩主动请缨接了这个案子。他的助手中自然少不了凯文·康威，还有一位新近加盟里德…缪里根律师事务所的年轻律师比尔·克诺利。他们聘来全国有名的专家，花了15万美元制作准备在法庭上展示的各种照片、图片和模具模型等等，他们把肇事饭店的律师和保险公司请到一家高级酒店协商调停。三天的谈判结束后，简恩·希莱曼拿到一张面额225万美元的赔偿支票。
巴瑞·里德取走了报酬中的绝大部分，虽然他根本就没有出席任何一场谈判。余下的不到三分之一由简恩、凯文和比尔三个人分。当《波士顿环球报》的记者电话采访时，巴瑞就此案侃侃而谈，把所有的功劳据为己有。
“你至少应该提到我的名字！”简恩读完报道后找到老板的办公室。这场不愉快的谈话结束了简恩·希莱曼在里德…缪里根的职业生涯，凯文和比尔也和他一起辞职。
三个人新开张的律师事务所就叫希莱曼…康威…克诺利。他们在联邦法庭大楼附近租下一套办公室，把从饭店失火案中挣来的钱全部投入室内装修和购置高档办公家具。简恩还要求秘书每天向花店定购鲜花。开张那天，100多位同行登门助兴，巴瑞·里德和乔·缪里根也带着他们的夫人们前来祝贺。
除去各种各样的开销和打点，三个人囊中所剩无几。一向谨小慎微精打细算的凯文·康威成了事务所的把门人，每一件案子都须先经凯文过目，由他判断胜诉的可能，并决定是否受理。所以一开始，他们只接了一些小案子，大都是病人告医生医院的，收入不多，倒也不愁温饱。但是这种小打小闹根本就不对简恩的脾气，他生性喜欢大手笔，玩的就是高投入，高回报，自然也少不了高风险。他盯上了一桩已经被两家大事务所拒绝受理的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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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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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名叫保尔·卡立的年轻人在车祸中受伤后住进医院，医生告诉他只消十天半月便可痊愈，结果保尔在病床上躺了五个多月，出院时成了只能靠轮椅代步的残疾人。
简恩花去了足足半年的时间和20多万美元，总算搞清楚了保尔的案子。保尔在车祸中伤在头部，而后全身严重浮肿，医生给他开了甾醇类药物，这本是治疗浮肿的常规方法，无可非议。但问题是，当浮肿因身体其他部位的感染而加剧，持续不见消退时，医生未能及时对感染作出诊断，只是一味地加大甾醇类药物的剂量，而且连续使用三个星期，大大超过了规定的用药期限。据相关的医学文献报道，大剂量长时间地服用甾醇类药物，将导致骨质疏松败坏，特别是髋骨。
和饭店失火案一样，简恩包下一家高级饭店的会议室，请医院的律师和保险公司坐下来谈判。不出两个回合，原本一毛不拔的保险公司主动提出愿按最高标准支付100万美元的赔偿金，但被简恩拒绝了。
消息在业内圈子里传得飞快。有相识的律师们在大街上叫住简恩，问他这一切是否属实。等到被证实后，有人摇头表示惋惜，有人则直言不讳地骂简恩是天字第一号的笨伯。几乎没有任何人相信，简恩为区区一桩医疗事故案投入了二十几万美元的风险资金。
保尔·卡立伤残案的庭审一共进行了15天。一个星期一的下午，当简恩·希莱曼开始他的总结性发言时，法庭内座无虚席。和简恩的新老同事同行们一起在旁听席上就座的，还有一位人称“毕特大叔”的银行家，简恩花出去的二十几万美元就是从他那儿借来的。“毕特大叔”的本名叫乔治·甫里格，波士顿银行副总裁。自从简恩拒绝了保险公司的100万美元报价后，毕特大叔茶饭不思，总觉得自己的那一大笔贷款很可能就此打了水漂。
陪审团进到了审议室里。简恩什么事情也干不下去，每天像上班一样准时来到法院，在审议室门外的走廊里坐立不安，如热锅上的蚂蚁。简恩想到了他的声誉和事业，想到了那些在大街上骂他愚蠢的律师们，也想到了保尔·卡立。这时的保尔正坐在轮椅上，和简恩一样苦苦地等候着陪审团的裁决。
第三天下午，审议室那两扇厚重的、似乎将无限期地关闭下去的大木门终于打开了。陪审团认定医生和医院“玩忽职守”，裁决院方赔偿保尔·卡立470万美元！
正当简恩·希莱曼将全副身心投入到卡立伤残案中时，哈佛大学公共健康学院的两位教授完成了对沃伯恩白血病的研究。说起这件事的起因，还是在1981年春天，安妮·安德森和布鲁斯·扬格牧师应邀参加了公共健康学院的一次研讨会。该学院的摩文·泽拉伦教授听了他们的发言后颇有感触，便和一位同事一起着手了为期三年的研究。
在长达153页的研究报告中，两位教授写道：“综合考虑所有的事实，我们认为可以肯定，G号井和H号井的水污染造成了当地居民中一系列的健康问题。”“两井之水与该地区的白血病异常高发率有着必然的联系。”这份报告后来被通称为沃伯恩案中的“哈佛健康报告”。
《波士顿环球报》就此研究发表了题为《沃伯恩白血病与水污染有关》的报道。简恩·希莱曼深知，虽然他们的案子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但光有“哈佛健康报告”是绝对不够的，他和安东尼·罗思曼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卡立伤残案结案后一星期，简恩还沉浸在名利双收的喜悦之中，便接到威廉·契士曼向法庭提交的第二份动议，《关于即速裁决沃伯恩案的动议》。自从“第11款动议”被否决以来，威廉一直没有闲着。他先是走访了哈佛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