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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制还是授权在这里制造的？ ”科尔贝里问。
“芬兰制。”马丁·贝克说，“打电话来的人说他们几乎可以确定。连子弹都是旧的。蒂卡柯斯基兵工厂制造。”
“M 三七，”科尔贝里说，“七十发子弹的弹匣。现在还有谁有这种东西？ ”
“没人。”贡瓦尔·拉尔森回答，“今天这玩意儿已经躺在港口水深一百英尺以下的地方。”
“或许吧，”马丁·贝克说，“但是四天以前谁有一把？ ”
“某个芬兰疯子。”贡瓦尔·拉尔森怒道，“派拘捕车出去，把城里所有的芬兰疯子通通抓起来。这可真是他妈的好差事。”
“我们要跟媒体说吗？ ”科尔贝里问。
“不要。”马丁·贝克说，“一点儿也不能说。”
他们陷入沉默。这是第一个线索。要花多久才能找到下一个？
房门猛然打开，一个年轻人走进来，好奇地东张西望。他手里拿着一个棕色信封。
“你找谁？ ”科尔贝里问。
“梅兰德。”年轻人说。
“要叫梅兰德侦查员，”科尔贝里责备道，“他坐在那边。”
年轻人走过去把信封放在梅兰德桌上。他正要出去时科尔贝里加上一句：
“我没听见你敲门。”
年轻人停下脚步，手放在门把上，但没有应声。室内一片沉寂。然后科尔贝里像是跟小孩解释一样清楚而慢慢地说：
“在进入房间之前，你要先敲门，然后等人家告诉你进来，接着你才能打开门进来。明白了吗？ ”
“明白了。”年轻人咕哝道，眼睛盯着科尔贝里的脚。
“很好。”科尔贝里说，转身背对他。
年轻人溜出房间，将门轻轻地关上。
“谁啊？ ”贡瓦尔·拉尔森问。
科尔贝里耸耸肩。
“让我想起了斯滕斯特伦。”贡瓦尔… 拉尔森说。
梅兰德放下烟斗，打开信封抽出里面绿色封皮的打印报告。
这份文件约有半英寸厚。
“那是什么？ ”马丁·贝克问。
梅兰德翻阅了一下。
“心理学家的意见。”他回答，“我叫人装订起来。”
“啊哈，”贡瓦尔·拉尔森说，“他们想出了什么高明的理论？ 我们可怜的集体谋杀犯在青春期时曾因为没车钱被赶下公车，这个经验深深伤害了他脆弱的情感——”
马丁·贝克打断他。
“这并不好笑，贡瓦尔。”他厉声道。
科尔贝里惊讶地望了他一眼，转向梅兰德。
“弗雷德里克，这本小书里面说了什么？ ”
梅兰德清理了烟斗，把里面的灰烬倒在纸上，然后把纸包起来丢进字纸篓。
“瑞典没有先例，”他说，“除非我们回溯到卡尔亲王号蒸汽船上的诺伦德屠杀案。所以他们只能根据过去几十年以来美国的调查来做研究。”
他朝烟斗吹吹气，确定烟管畅通，然后开始填装烟丝。
“美国心理学家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并不缺乏研究资料。这份报告里提到波士顿的勒人狂斯派克，他在波士顿谋杀了八名护士；奥斯汀的怀特曼登上钟楼，狙杀了十六个人，还有许多人受伤；新泽西的昂罗冲到街上，在十二分钟之内打死了十三人；其他还有一两个个案你们可能听过。”
他翻阅报告。
“集体谋杀似乎是美国的专长。”贡瓦尔·拉尔森说。
“是的，”梅兰德同意，“报告分析出几个可能的理由。”
“美化暴力；”科尔贝里说，“社会以专业为重；邮购枪支行为；无情的越战。”
梅兰德吸着烟斗，让烟丝烧起来，一面点点头。
“以及其他的原因。”
“我从某处读到，每一千个美国人当中，就有一二个是潜在的集体谋杀犯。”科尔贝里说，“但别问我他们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
“市场调查，”贡瓦尔·拉尔森说道，“那是另一项美国人的专长。他们挨家挨户问人家能不能想象自己去杀很多人，一千人里头就有两个说：‘可以呀，那应该不赖。”
马丁·贝克擤着鼻涕，用红红的眼睛恼怒地望着贡瓦尔·拉尔森。
梅兰德靠向椅背，将双腿伸直。
“你的心理学家们觉得凶手是怎样的人？ ”科尔贝里问。
梅兰德翻到报告的某一页，直接朗诵：
“‘他可能不到三十岁，通常很害羞内敛，但周围的人都觉得他规矩勤奋。他可能喝酒，但更可能是禁酒主义者。他的身材应该不太高大，可能有某种面部缺陷，或是其他的身体畸形，让他和常人不太一样。他在团体中的角色无足轻重，成长的环境可能很拮据。通常情况下若不是父母离异，就是本身是个孤儿，童年缺乏关爱。在此之前，他很可能没有犯过任何重大罪行。”
他抬眼说道：
“这是针对美国的集体谋杀犯所做的审讯和心理分析的综合结论。”
“这种集体谋杀犯一定是重度的精神病，”贡瓦尔·拉尔森说，“在他冲出去干掉一群人之前，大家都看不出来吗？ ”
“‘精神病患者通常在某件事触发其异常特质之前，看起来都跟正常人没有两样。精神病意味着此人有某种或某些特质异常发展，但是在其他方面挺正常的——比方说才能、工作能力等等。事实上，这些一时冲动且毫无动机就犯下集体谋杀案的人之中，大部分都是邻居和朋友眼中体贴和蔼、彬彬有礼的好人，绝不像是会干出这种事情的人。这些美国案例中，有几个犯人说他们知道自己有病，也一直试图压抑自己的毁灭倾向，但最后还是屈服了。集体谋杀犯可能有被迫害妄想症、夸大狂或是病态的罪恶情结。凶手常会说，之所以这么做是要出名，要看见自己的名字上报纸头条。而这种罪行背后几乎都隐藏着报复或自我肯定的欲望。凶手觉得遭人轻视、误解、虐待。几乎每一个案例中凶手都有严重的性问题。”’
梅兰德念完后大家一片沉默。马丁·贝克瞪着窗外。他面色苍白，眼窝凹陷，比平常驼背得更厉害了。
科尔贝里坐在贡瓦尔… 拉尔森的桌上，把他的回形针串成一长条。贡瓦尔·拉尔森恼怒地把回形针盒拉到自己面前。科尔贝里打破沉默。
“那个怀特曼从奥斯汀的大学钟楼上开枪打死了好多人。”
他说，“昨天我看了一本讲他的书，一个奥斯汀的心理学教授认为，怀特曼的性障碍在于他想跟自己的母亲发生关系，所以他就用刀子代替阴茎，捅进母亲身体里。我的记忆没有弗雷德里克好，但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像是这样的：‘然后他爬上高耸的钟楼——这是明显的阳具象征——将死亡的精子像爱情的箭矢一样，洒在大地之母身上。”
蒙松走进房间，嘴角仍叼着时刻不离的牙签。
“你在胡扯什么啊？ ”
“或许公车是某种性象征，”贡瓦尔·拉尔森沉思道，“只不过是横着的。”
蒙松目瞪口呆。
马丁·贝克起身走向梅兰德，拿起绿皮报告。
“这借我找个安静地方看看，”他说，“在一个没有人发表俏皮意见的地方。”
他朝门口走去，却被蒙松拦下。后者取出口中的牙签说：
“现在我要干什么？ ”
“我不知道。问科尔贝里吧。”马丁·贝克简洁地说，走出了房间。
“你可以去找那个阿拉伯人的女房东问话。”科尔贝里说。
他在纸上写下姓名地址，递给蒙松。
“马丁是怎么了？ ”贡瓦尔·拉尔森问，“他干吗这么敏感啊？ ”
科尔贝里耸耸肩。
“我想他有他的理由吧。”科尔贝里说。
蒙松在斯德哥尔摩街头开了半小时车，才到达北站街。他把车停在四十七路公车的终点站对面，这时候才刚过四点，但天已经黑了。
公寓里有两个叫做卡尔松的房客，但蒙松毫无困难地找出了正确的对象。
一扇门上有八张用大头钉钉住的人名卡。两张是印制的，剩下的则是不同笔迹的手写字体，全部都是外国名字。其中并没有穆罕默德·布西。
蒙松按了门铃，一个穿着起皱的长裤和白色汗衫的黝黑男子打开了门。
“我能跟卡尔松太太说话吗？ ”蒙松说。
那人咧嘴一笑，露出雪白的牙齿。他双臂一摊。
“卡尔松太太没在。”他以很蹩脚的瑞典话回答，“就快回来了。”
“那我在这里等。”蒙松说着走进门廊。
他解开大衣扣子，望着微笑的男人。
“你认识住在这里的穆罕默德·布西吗？ ”
男人脸上的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