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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这个行业。那只最早伸向大炮仗的手，一定得是他李书福的。
这回，他瞄上了当时刚刚流行一时的天津夏利。路风教授这样描述李书福的早期造车史：“吉利第一款投入批量生产并面世的车型是模仿天津夏利（包括车身和底盘）的豪情，采用的是天津丰田发动机公司为夏利配置的丰田8A发动机。当今天吉利已经成为一个拥有好几个车型的高速成长的汽车公司的时候，我们很难不去问问当初第一款豪情的设计师是谁，回答很简单，钣金工！实际上，由于豪情是手工敲打出来的，所以它的图纸是在投入批量生产几年之后才被后来加入吉利的专业人员补齐的。”
让钣金工做一辆汽车的设计师多少寒酸了点，不过对于李书福和当时的吉利来说，大概也就是这样了。对于一个连家人都反对的汽车狂热分子来说，有钣金工跟着做算是不错的了。李书福大概付了足够的薪水，要不然，吉利造汽车的钣金工应该会担心自己的饭碗。
不过，让路风教授奇怪并感慨的是：“说来也怪，虽然不符合规范的设计程序，但生产出来的车却还是不错（反正是通过了国家强制性安全检查），而且因为在高速公路上跑得太快，引起了江浙交通警察的注意。豪情果然是豪情万丈。”
从钣金工开始造车，这就是吉利的现实。在吉利内部引以为豪的创业史中，很明白地说明了吉利的艰难。李书福做汽车最早的基干力量就是从吉利摩托里挑出的三个在汽车厂干过的工程师，他们和李书福一起创业的地点就在李书福为自己的汽车梦而买下的几百亩空地上。
不这样又能怎么办呢？不错，李书福此时是个有钱人。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1996年李书福的财富数额是不小的。为造车，李书福对外宣称他要投入五个亿。而路风教授得到的数字是李书福当时拥有的是一个亿。但就算是五个亿，李书福得到的还是白眼。在他为自己的汽车梦跑到北京各大部委，想领吉利汽车的准生证时，客气一点的官员都劝他还是回去搞他的摩托车比较好，不客气一点的就直接把他轰走。
那些官员的动机其实并不坏，因为就算是吉利摩托车的准生证，也都是在它出世十年之后的1998年，李氏兄弟用六千万买下了一家临海濒临倒闭的摩托车厂才得到的，更何况生产汽车！更何况李书福只有五个亿的资金！1996年投产的桑塔纳，国家的投资是十几个亿，而且上海汽车制造厂造车有大量的人才和几十年的经验。一个无人才无经验的李书福怎么可能凭五个亿就能做出汽车来？不要说官员，李书福到上海去采购配件，一个工程师听说他想凭五个亿造出车来，也是扭头就走。
造汽车，资金是前提。有了资金，李书福就只缺一张生产权许可的牌照了。他也许可以通过收购国有企业来取得牌照，进而来完成他的汽车梦。但李书福不是金融家，没有金融上赚来的大把钱的支持。他手里有的，只有他从实业上赚来的几个亿而已。而且同时他也没有高层关系，不能把吉利集团做成国家的试点。这个汽车“疯子”要实现汽车梦，只能拿他的头去撞，去赌。牌照和资金，这两项是李书福造车梦的最大障碍。关于他造汽车如何跨过资金门槛，我们后面将通过一个案例来揭开。可以告诉读者的是，李书福造车跨过资金门槛的惊险程度，绝不亚于他拿到牌照。
◆“疯子”的眼泪
天无绝人之路。生产执照的问题在李书福的一次偶遇中解决了。
有心想生产汽车的李书福在四川德阳和几个人吃饭时说起这个话题，得到了一个信息，说德阳某监狱下属的汽车厂可以生产汽车，但只能是轻型客车和两厢轿车，而且监狱长还是其中一个人的朋友，并主管着那家汽车厂。有心介入汽车业的李书福很快和这家监狱谈起了合作，李书福注资取得了70％的股份，这家厂被取名为“四川波音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不过这家工厂已有的牌照是生产轻型客车的，在汽车目录上的代码是“7”字打头的，不能生产李书福想造的三厢轿车。
对这一点，李书福看来并不担心。他总算可以造汽车了，炮仗已经被他拿在手里了，至于怎么放，现在是他的事情了。而且事实上，轻客和轿车的差别并不大，关键在于不能是三厢式的。所以我们后来看到的吉利最早的两款车——豪情和美日都是两厢式的。此时的李书福似乎已经等不住了，他要在他认为最合适的时机进入这个行业，把这个炮仗给放了。而1997年就是他认为最合适的时机。
李书福后来就这个时机问题与人探讨过，说迟两年和早两年都不行。这当然主要是因为民营企业的实力问题，中国的对外开放到九十年代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不会后退了，而汽车业显然将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迅速开放。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是中国的两个轮子，在它们的推动之下，国外汽车巨头进人中国是迟早的事。而民营企业要进入汽车业，建立自己的品牌和市场，要的就是一个“早”字。这一点李书福的想法是没错的，先行者虽然要冒政策的风险，但是获得的关注和先行之利也是巨大的。他得抢在别人前面放这个炮仗，晚了就不响了，因为都炸成一片了。
不过与监狱的合作看来并不那么愉快。李书福后来回忆说，监狱的惟一优点是人力资源便宜，但效率是很低的，而且进出非常不便。李书福在2006年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样无法让我们的客户来看我们是怎样生产汽车的。”而就在这个合作过程中，监狱长不幸身故，有心自己造车的李书福走了些关系，在买下了公司另外30％的股份之后，得到了在台州临海生产汽车的机会，吉利汽车这才算是有了一个钣金工时代的开始。这也就是路风教授提到的临海造车的开始。
李书福在临海生产汽车是一个秘密行动，当时他和三个造汽车出身的追随者创业的地点，是一块为吉利汽车公司征下的八百亩的土地，李书福对外宣称这块土地是用来做摩托车的。对钣金生产汽车也采取了极度的保密态度。因为李书福异地造车是违规做法，使他的豪情下线时差一点找不到嘉宾来捧场。没有官员，也没有媒体，他摆下一百桌酒席却差一点没人来。
也难怪台州当地的政府官员和媒体不给李书福捧场。李书福造车可以说是与中央政府的汽车产业政策背道而驰的。就在李书福开始其造车行动的两年前，国家刚刚出台了新的汽车产业政策和目录，以国家产业政策的形式确定了“3＋6”的产业格局，规定了国内汽车业以三大汽车公司和六家中型汽车公司垄断经营的格局。所以此时，作为地级市一级的台州，自然不会有人敢于出头为李书福这辆违规的民营汽车来捧场了。
吉利老人的回忆是，在豪情下线的那一天，李书福几乎处于绝望的状态。可以理解的是，汽车不像他以前生产的摩托车和冰箱，因为涉及太多的管理部门，无论是交通、运管还是公安部门，任何一个环节的彻底否定，都会置刚刚下线的豪情汽车于死地。如果完全没有政府的支持的话，吉利汽车很难找到经销商。以前李书福做摩托车，他可以设法绕过政府的管制，但是在汽车这个行业，尤其是在吉利汽车有异地生产这个致命问题的情况下，李书福需要地方政府的支持。
这就是中国特色。尽管到了九十年代，政府的管制已经比李书福放弃北极花冰箱的时候要宽松得多，但对于一些大的垄断行业，管制还是严格存在的。这些行业包括银行、电力、邮政、通讯等等。尽管像吉利这样的民企不断地以打擦边球的形式来冲破这种管制，很多行业在造成既定事实之后，政府会在现实的推动下放松管制的力度，但汽车业当时的管制是明确而严厉的。
但是中国特色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政策和对策同时存在。进入九十年代，随着地方政府权力的扩大和对经济增长的追求，争夺产业分布进而赢得其背后的税收增加成了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的要点。浙江的国家投资较少，客观上造成了浙江民营企业发达、经济繁荣的景象。但汽车业却是一个很大的弱项，这导致了大量在生产汽车配件领域有很大优势的民营企业在行业竞争的过程中，面临着其他地方政府干涉的问题。
李书福的机会就在这里。吉利汽车的见证人，《文汇报》驻浙江记者站站长万润龙写下了这样一段对当时的回忆，发表在东方网的评论里：
想当初，李书福想造汽车，而且敢冒天下之大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