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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特发经常打交道的除了财务部的几位人员，还有业务秘书曾国华。健谈的曾秘书属老三届，毕业于宝安一中，善思考，同其谈话有种快感。去总办办事，总要同曾秘书聊上一会儿，最感兴趣的话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制问题，比如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的一些观点很值得借鉴等。风言风语的环境中，能遇到一位谈得来的同事，真是很愉快的事。
工作中的兴奋点之一是新的玉米又到了笋岗北站。我带上邓仔到笋岗，雇请好民工就指挥着他们装卸玉米包，就像一位战地指挥官。有时候，忍不住自己也加入装卸玉米的行列。仗着年轻，150斤的玉米包，肩头一扛，来回十几趟。一次中间休息，一位民工不解地问：“一个城里人，随便做什么不成，不用和我们一起扛麻袋啊。”
我淡淡一笑，没吱声，心里想：燕雀焉知鸿鹄之志！
◆两条三五烟的贿赂
饲料组将玉米卖给饲料厂的同时，也开始拓展成品鸡、猪饲料的销售业务。公司的客户分散在珠三角和湖南、江西、广西等华南地区。饲料产品很受饲养户欢迎，许多销售公司提着现款等货，一包包印着“正大康地”商标的新出炉的饲料散发着略带鱼腥味的香味等待运送各地。
交通一时成了销售的瓶颈。从成本的角度考虑，超过两百公里距离，通过铁路运输较划算，但特区内的饲料产品并没有纳入铁道部门的货运计划。要想利用铁路运送成品饲料只有申请计划外指标。打听下来，计划外指标却很难申请到……了解到笋岗北站货运主任姚主任的住处。怎么同姚主任套近乎呢？了解到姚主任抽烟，交代邓奕权买两条三五牌香烟给姚主任送去，“烟放下，什么也不要说就回来。”1983年，三五烟的价格是十元一条。
两个小时后，小伙计提着香烟回来了：“主任不收。”
“真没用，两条烟都送不出去！不会赚钱，还不会花钱？”
我决定亲自出马。骑自行车到了铁路宿舍。敲门进了屋，将两条烟放到了桌子上，动作却不大自然。为了获得商业上的某种好处给对方送礼，我还是第一遭。
“要车皮的吧？”干练的货运主任笑吟吟地问。
这种开门见山的询问，让我反而不知该怎么回答。说“是”，突兀了点，说“不是”，我来干吗？“能给批两个计划外车皮吗？”
姚主任将两条烟递到我手上：“呐，烟你拿回去，明天你或小伙计直接去货运办公室找我。别说两个车皮，就是十个也批给你。”
我愣住了。
“我早就注意到你了，你不知道吧？在货场，常看到一个城市模样的年轻人同民工一起卸玉米，不像是犯错误的惩罚，也不像包工头。我觉得这位年轻人想干一番事业，很想帮忙。但我能帮什么呢？我搞货运的，能提供帮助的就是计划外车皮。没想到你还找上门来了。你知道计划外车皮的行情吗？”
“什么行情？”我懵茬茬。
主任伸出两个手指头：“一个车皮红包一百元，两条烟只是行情的十分之一。”
带着两条烟返回东门招待所。躺在床上脑海里浮现着姚主任的那张笑脸，是嫌两条烟太少还是真想帮忙？辗转反侧，一宿难眠。
翌日，顺利办下两个计划外车皮指标。
通过这件事，我悟出一个道理：在商业社会里，金钱不是万能的，金钱是买不来尊重和荣誉的。而货运主任对我所诉求的正是后者。货运主任的精神需求很简单：欣赏这位城市年轻人的做事态度和吃苦精神，愿意无偿伸出援助之手，从支持行为中获得精神的满足感。既然是在做令人敬佩的事业，为什么还要通过物质的诉求，直白地讲，用行贿手法来获取计划外车皮呢？
人的需求是两个层面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前者可以用金钱和物质来满足，后者则不然。人与人的关系也有两种，一种是赤裸裸的物质关系，另一种是尊重和荣誉。既然人有两面性，何不用自己的行为引发他人精神层面的共鸣呢？想想送烟的动机，不禁让我汗颜！
想通了，也清楚了经营企业的底线：决不行贿！
在东南亚某些国家，贿赂已经成为社会的隐性规则，企业不行贿很难生存，如果企业坚持不行贿就可能出现生存问题。中国的市场改革试验中也存在着行贿受贿的不良风气，也会步东南亚某些国家的后尘吗？果真如此，不行贿能生存吗？我无法预测未来中国社会风气的走向，我只能假定：中国的改革不会步东南亚某些国家的后尘。如果这一假定是错的，我宁可是个失败者也不愿意同流合污。
◆做最规范的企业
到1987年底，深圳还发生了一件不被我注意，但却和万科未来、和中国城市化未来有着密不可分关系的事件。
12月1日的深圳会堂。一块面积为8588平方米，有五十年使用权的土地正在拍卖中。拍卖官是后来担任深圳市规划国土局局长的刘佳胜。
四十四家企业举牌竞投。拍卖从下午四时半开始，在刘佳胜开出两百万元的底价后，角逐正式开始。每当拍卖官喊出新的价码时，总有几十个竞争者举牌应价，有的还边举牌边喊价。角逐到十七分钟，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老总骆景星再次举牌。
“五百二十五万元。一次叫价，”刘佳胜站在拍卖台上，高举着木槌，望着台下黑压压的围观者，其中80％是来自北京、港澳和特区的媒体。
“五百二十五万。二次叫价！”仍没有响应。鸦雀无声。“五百二十五万。第三次叫价！”伴随着木槌落地的声音，个子不高、有些瘦弱的骆景星成为当天的特区明星。
媒体这样报道：“这场拍卖，破天荒地将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是对传统的国有土地管理体制的重大突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体改委主任李铁映观看了这次拍卖会。”
主持拍卖的市府副秘书长王炬满意地答记者：“这个地价比政府的期望价要高得多。7月1日市政府土地管理改革方案出台以来，包括12月1日公开拍卖在内，已用三种不同形式有偿转让了三块土地，得到了两千三百三十六点八八万元的土地使用费。在这之前的1985、1986两年，全特区收取的土地使用费不过是两千三百多万元。”
这场土地拍卖会之后的第二十八天，也就是12月29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条例》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有偿出让、转让。
其后，全国许多城市参照深圳的做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转让制度。
1988年4月12日，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草案》，把禁止出租土地的“出租”二字删去，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中国房地产业发展的最根本的基石，就此奠定。
与此同期，经过前几年的摸索，我放弃了做饲料的方向而转做电子仪器，并组成了深圳现代科仪中心，之后又更名为“深圳现代企业有限公司”（英文字母缩写MEC）。
1988年3月1日，深圳市政府发出红头文件：赛格集团、城建开发集团、物资总公司、石化总公司等六家大型国营企业实行股份化。
深圳现代企业有限公司全力以赴进行股份化筹备的推进。
新成立的股份化筹备小组招聘了三位秀才：清华大学青年教师孙路、来自武汉的青年干部李杰、西南财大研究生冯佳。孙路负责文件起草和宣讲，李杰负责同各职能部门的联络协调，冯佳则扮演智囊及吸收社会资金。
看着三位新鲜面孔围着我团团转，总部的老职员自然看不惯，销售部经理詹宏祥公开表示藐视：“别看他们忙活儿，赚钱还得靠销售部。”
一些老职员在一起议论时，更干脆称三位秀才为“老板身边的三位‘公公”’。
“我们在一线搞产业化，搞散件组装，搞融资，搞贸易推销，怎么突然冒出来三位‘公公’鼓唇弄舌，安的什么心？”员工对股份化改制的抵触情绪逐渐显现。
作为国营公司，即使是特区新建立的企业，员工仍不愿放弃旱涝保收的“大锅饭”和“铁饭碗”。老员工推荐了詹宏祥、高建明为代表向我摊牌：“公司股份化改革完成就不是终身制了，我们突然失去了靠山，要是被公司开除了不得上街要饭？干脆把这几年赚的钱分光，之后你怎么做都行。”接着，在召集的老员工座谈会上，有人发出了“先于股改进行住宅私有化”的呼声。
根据蛇口中华会计事务所的审计报告（截至1988年10月），万科净资产为一千三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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