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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平时编在一起，练在一起，战时才能统一指挥，否则不会指挥，也不会使用。
武器装备要逐步现代化，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是军队面临的又一个重大课题。父亲过去长期主管这方面的工作，所以他给予了更大的关注。
1977年2月，他在军委常委会议上说：搞卫星、导弹等尖端项目，仍要贯彻集中统一、大协作的精神。在试验某个型号时，对下一代的型号就要着手研究。新型号不能等老型号定型后再搞，因为研制一种武器特别是尖端武器的周期是很长的。
1980年7月，全军装备规划座谈会前夕，父亲给分管装备的副总长刘华清写信，谈了他的思路。信中说——
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是中央的方针。何谓中国式的道路？你们还可仔细研究。我粗浅考虑，就是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逐步地解决发展中的矛盾，从而实现现代化。现在，我们是一大二穷，技术比较落后。这就决定我们，既不可能像某些不发达而有钱的国家，买成个现代化，又不可能像某些技术先进国家，大搞他们的武器竞赛。我们的任务是，既要准备好有足够的力量，以应付强敌的侵略，又要节省开支拿出足够的钱来，迅速提高改善我们的装备水平。既要管今天，又要照顾到明天，当然明天的任务是更重些。我常说，我们今天的装备问题，严格讲，有许多并不是什么现代化的问题，还是解决有无的问题。当前，必须抓紧时机，力争尽快按编制齐装配套，备份有余。一旦有事要能打仗……明天的装备问题就是抓科研，全军要尽最大的力量来抓。
显然，父亲最关心的，仍然是装备的科研问题。后来刘华清在他的回忆录里说，父亲那时就向他强调过：“今天的科研，就是明天的装备。”这句话应该说是至理名言。
改革开放之后，有人认为，只要国家有了钱，我们可以走捷径，就可以花钱买装备，买技术，买一个军队现代化来，不必要花那么大力气，那么多时间自己研制。父亲坚决反对这种态度，他和张爱萍、刘华清、洪学智多次谈到这个问题。他的主要观点有——
中国这么大，武器装备一定要立足自己研究生产，靠外国是靠不住的，我们不能受制于人。
武器装备依靠进口搞现代化是妄想。我们不能靠进口买个国防现代化……当然不排除引进个别关键技术，至于整套引进，那是做梦。 我们没有那么多外汇，外国人也不会把先进技术全部卖给我们。
买外国的，一定要注意买专利。引进的目的，主要是通过仿制研究，今后自力更生设计制造中国自己的武器装备。
有些人总想搞进口，是思想上的懒汉，不考虑后果怎么样！过去“两弹”靠自力更生还不是都搞出来了。中国人并不蠢。现在条件比过去好多了，只要坚持自力更生，大力协同，先进的武器装备是一定能搞出来的。
飞机用的雷达、电子装备、火控系统，这些配套设备很重要，否则你的飞机就起不了作用。这些设备也很复杂，在国外往往是几个国家协作搞，我们国内更要组织大协作，才能搞好。
军事工业中文明生产很重要，外国人一参观我们的工厂或科研单位，首先提出来的就是这个问题。
怎样尽快地使我军的武器装备现代化，是父亲后半生最为关注的大事之一。在经历了“文革”的停滞之后，我军的装备研制终于迎来了又一个收获的季节。
新的攀登（1）
科学研究，其实就像登山一样，是个不断攀登的过程。这是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多年以来，我们一直把不断攀登科技领域的高峰，当作科技事业前进的动力和目标。
导弹、原子弹、卫星、核潜艇的研制成功，是我国科技工作者攀登上的一座座科学的高峰。粉碎“四人帮”以后，各条战线加快了前进步伐，国防科技领域更是一马当先。中央确定的任务是：继两弹一星之后，我国要在洲际运载火箭、潜射导弹和同步卫星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在当时，这三项任务称之为“三抓”。
这时的父亲，已经年近八旬，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亲临重大试验的第一线了。他原先承担的一部分重任，已经放到了张爱萍的肩上。
早在“文革”后期，张爱萍就被邓小平、叶剑英和父亲等人推上第一线领导国防科技工作。多年以来，张爱萍一直在父亲直接领导下工作，父亲对他很信任，对他的工作也很满意。但是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和邓小平再度受冲击，张爱萍也受到“四人帮”一伙的猛烈批判，处境艰难。张爱萍住进医院，父亲牵挂他，亲自到医院看望，说：“爱萍，你务必好好休息，好好治疗，这些日子，你太辛苦了。有人说，我是你的后台。他们说得一点不假，我就是你的后台，我也乐意做你的后台！”
父亲的话，令病中的张爱萍深受感动，这句话他一直记着，父亲逝世后，他在一首悼念诗中，曾写道“翻案后台我愿当”，就是说的这件事。
“三抓”任务，是由张爱萍在第一线亲自指挥的。
“三抓”中的“第一抓” ，是洲际运载火箭发射试验。
早在1965年3月，中央专委就决定我国要研制洲际运载火箭。如果有了这种火箭，中国的“拳头”就可以伸得更长，国防更有保障了。由于“文革”的影响，研制工作被迫一再推迟。1975年5月25日，毛主席、周总理批准中央军委关于洲际运载火箭的研制计划。
为了完成洲际运载火箭的全程飞行试验，需要一支在海上活动的跟踪测量船队。1974年，我在国务院、中央军委“09、718”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后任副主任。当时，组织上安排我参加这一系统工程的组织协调工作，我感到非常高兴。说实在的，能为祖国国防科技事业尽力，就是我最大的幸福。远洋测量船在上海江南厂建造，说起来也是历经坎坷。1970年12月，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专委会议，决定把这项工程作为国家重点任务。1972年4月，叶剑英副主席召开军委办公会议听取工程进展情况的汇报。张春桥在会上提出上海地区承担大部分船舶的建造任务有困难。叶副主席听后非常气愤，用手拨过地球仪，指着“上海”大声地说：“下马不行，要硬着头皮搞，测量船一定要搞，而且要在上海搞。”
那时，父亲基本上靠边站，按照中央的分工，原本是他主抓的工作，他却使不上劲，感到着急上火。我把这个情况讲给他后，他说，叶帅的决心太重要了。
由于“文革”的干扰，测量船队的研制建造工作遇到了许多想象不到的困难。我因参加工作组，常住上海。为了赶进度，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想方设法进行协调。进度上、质量上出了问题，我们就及时同工厂的师傅和科研单位的技术人员协调解决。终于，测量船队有了“雏形”，我心里非常高兴，经常给父亲汇报进程，他也感到欣慰。
1979年，测量船总体建筑已基本完成。给船起个什么名字呢？正当大家都在费尽脑汁时，我看到了叶剑英元帅视察大连时写的一首诗《远望》，突发联想，就向李奇局长建议：“咱们的测量船叫远望号怎么样？航天测量既要看得远，更要有长远的发展规划。”
大家一致赞同，上报张爱萍主任批准，正式定名“远望”号。船体上的“远望”二字选用的是毛泽东主席的手书。
经中央批准，并向全世界发布消息：1980年5月18日，我国由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向南太平洋发射洲际运载火箭，进行全程飞行试验。那一天，以“远望”号测量船为首的12艘远洋船队，劈开波涛汹涌的海面，威武严整地向着南太平洋进发。“远望”号设备先进，堪称一座“科学城”。它的研制成功，填补了我国海上测量的空白。后来，在发射神舟系列飞船时，“远望”号等船只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远洋船队出发前，张爱萍问我：“测量船队能不能保证安全地开出去，顺利地返回来？”
我语气坚定地说：“能！”
因为准备工作很充分，跟船出海的有科技人员、工人师傅，有他们保驾，大家都充满信心。
这是“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科学工作者向新时代献上的一份厚礼。5月18日那天，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中国。我国亿万人民翘首以待，期盼着那个惊天动地的时刻。
新的攀登（2）
父亲和邓小平、胡耀邦、王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