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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城溃兵逃，百官遁跑。陈叔宝自己也跑到景阳殿后，藏入井中躲避。隋朝军人冲进宫内，遍寻后主不见，发现井里有人，向下喊叫，无人应声，就大声嚷嚷要用大石头砸下去。陈后主在井内忙叫唤“下面有人”。隋兵丢下绳索，往上提拉时觉得非常重，拽上来一看，竟是荒唐后主和张贵妃、孔贵嫔三个束在一起，果真是临到亡国也保持“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秉性。与之相比，时年十五岁的太子陈深沉毅安详，安坐阁内，一旁有太子舍人孔伯鱼侍立，隋兵闯入时，陈深安坐如常，并发言问候：“戎旅在途，非常辛苦吧。”成日攻伐杀戮的隋兵此时也为这位皇族少年的雍容气度所慑服，全都立于原地向太子陈深行军礼。
当时的隋军元师杨广年仅二十岁，英姿飒爽，挥军直入建康。安顿好吏民之后，斩杀佞臣施文庆、沈客卿等人，为民除害；封存府库，资财一无所取，江南民众都称颂杨广的贤德。在他的指挥下，得陈国三十州，一百郡，四百县，军功赫赫，隋朝最终得以混壹南北。
589年四月，陈叔宝和陈国的王侯将相二百多人连同陈国的服舆宝器、天文图籍等等，一并展览似地被铁骑围押着，在骊山上演“献俘”的大戏。在加封杨广为太尉并赐与大量财物后，隋文帝命内史令宣诏痛斥陈国君臣的过失和亡国罪行。陈叔宝与陈国王子、群臣都惶恐跪伏，屏息流汗。‘
虽然杨坚把他所篡夺的周朝宗室皇族杀得一个不剩，对陈叔宝一族却很宽厚，并赏他三品官，每次朝宴时还怕陈叔宝伤心，嘱咐乐师不许演奏江南音乐。不料，陈叔宝奏称说每次朝会自己没有官号，要隋文帝给他实封一个官当当，隋文帝苦笑，说道：“叔宝全无心肝。”听监守的人说陈叔宝天天喝得大醉，很少有清醒的时候，隋文帝还真为陈后主身体着想，让监守官员节制供酒，不久就又下令：“任他喜欢供酒吧，否则他不畅意喝酒，日子肯定也过不舒服。”并把陈氏宗室子弟分置各州，赏赐土地衣物，派人护卫。本性严酷的杨坚之所以能容忍陈氏子弟存活，主要是这一大家子没人能对隋朝构成威胁（如果像南唐后主李煜那样再写什么怀念故国的诗词，说不定早被弄死）。
说来也怪，在南北朝皇朝迭兴、杀戮至惨的时代，只有南朝陈国四个皇帝及宗室子弟皆得善终，也真是个奇迹。后来，跟随隋文帝东巡游幸，陈叔宝还献诗一首：“日用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太平无以报，愿上东封书。”称颂隋帝功德，表请封禅。隋文帝心中十分快意，他目送陈叔宝下殿时，又叹息说：“如果陈叔宝把作诗和喝酒的心思用于治国，又怎会有今天呢。”
文治武功 四方宾服——隋文帝的功绩
隋文帝杨坚的朝廷，不仅有刘昉、郑译、高熲，李德林、韦孝宽等纯汉族官员，鲜卑贵族如元胄、宇文忻、元谐等人也早就加入他的阵营。中国北方政权到了杨坚手里，由“胡”变汉，又一统江南，中国从西晋末年分裂了三百多年后，重归大统。
政治方面，杨坚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省即尚书、门下、内史；六部即尚书省下的吏、礼、兵、都官、度支、工等六部（开皇三年改度支为户部、都官为刑部）。武官方面，隋文帝仍袭北周制度，置上柱国、柱国、上大将军、仪同三司等十一级，以奖励军功。对于各地的辖统，隋文帝实行州县两级制，罢去郡级。特别是官吏任命，地方州县僚属均由中央的吏部统授，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同时，在均田制的基础上，隋文帝时代“兵农合一”成为事实，北周时代的府兵制与自北魏以来就施行的均田制得以充分结合，军事统率权也集
中到中央政府。
经济方面，由于均田制限制了豪强的兼并，农业得到迅速发展，耕地数量激增，加之国家有组织的大规模水力灌溉工程建设广收成效，处处丰收景象喜人。
隋朝在袭用北周租调力役制度的同时，减轻了农民的赋役，并施行“大索貌阅”，以“三长制”的基层组织为依靠，阅实户口，检括民丁。“貌阅”类似现在的身份证，上面详细记载人民的性别、年龄、容貌特征，以备检索、核实。当然，隋朝的“貌阅”不是为了搜查“孙志刚”们，而是为了按人头多收赋税。隋炀帝之时，国内人口近五千万，为数百年之所未有。此外，由于隋文帝大行节俭之风，提倡储粮备灾，致使隋朝的官仓、义仓储积粟帛为历朝之最，“资储遍于天下”，能供五、六十年之需。
经过隋末天灾人祸，唐朝立国二十年后，隋朝在各地的库储尚未完全用尽，可以想见其数量的骇人之巨。不过，也有史学大家一针见血地指出：“隋文帝之俭，非俭也，吝也，不共其德而徒厚其财也。富有四海，求盈不厌，侈其多藏，，重毒天下，为恶之大而已矣”（王夫之），并深刻指出“义仓”是“有名美而非政之善者”，并非真正“爱养天下”。
商业方面，文帝又改铸“新五铢钱”，“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统一了货币。而且，都市繁盛，商贾云集，海上和陆上贸易均盛极一时。
隋文帝时代，还达成了中国科举制的雏型，废除全凭门第的“九品中正制”，“命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清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到了炀帝，又建进士等科，使先前地方豪门大族把持选举的情况完全得以改观，不仅加强了皇权，又有利于庶族地主的仕进腾达。
刑法方面，隋初取纳北魏、北齐刑律中的精粹，集纳而成《开皇律》，律法明晰，比北朝先前的朝代宽明许多，并取消了枭首、轘裂等酷刑（后来又被炀帝恢复）。日后赫赫《唐律》，基本脱胎于《开皇律》。大儒王夫之对之大加赞赏，“今之律，其大略皆隋裴政之所定也。（裴）政之泽远矣，千余年间，非无暴君酷吏，而不能逞其淫虐者，法定故也”。
对外关系方面，隋文帝很有一套，他对契丹、靺鞨等胡族施行“怀抚”政策，不听话的就先打后抚；大败吐谷浑军队后，又送宗女与之和亲；慰抚“流求”（即现在的台湾），派船舰、军人到当地“视察”；经营西域，削弱突厥在当地的影响，发展贸易；派人出巡南海以及海东的百济、新罗、倭等国，宣示“皇威”，询访风俗，等等。
隋朝最重要的对外关系内容，是突厥问题。本为柔然锻奴的突厥自伊利可汗（即阿史那土门）起，日益强盛。木杆可汉时，“其地东自辽海（渤海）以西，西至西海（里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贝加尔湖）五六千里，皆属焉”。北齐、北周对峙时期，为了防止对方联合突厥打自己，争相巴结讨好当时的佗钵可汗，每年都送金银珠宝子女玉帛无数作为“贡献”，致使这位可汗自大得不行，常对来往诸国使臣讲：“我在南两儿（指北齐、北周皇帝）常孝顺，何患贫也！”隋文帝篡周后，由于赵王宇文招的女儿千里公主为沙钵略可汗为妻，宇文姑娘为替父报仇心切，不停窜掇夫君攻打隋地。
双方交战，隋兵自然不弱，多次大胜。沙钵略可汗不仅没沾得便宜，还丢盔卸甲，大败而去。同时，隋朝又厚赂西突厥的达头可汗，挑拨东西突厥的关系，让两方自相残杀。为了平衡两只“狼”的势力，隋文帝不愿让达头可汗一方做大，不久又安抚沙钵略可汗，哄得这位蛮汉上书隋文帝称杨坚为“丈人”，自称“儿”以求大隋欢心。
沙钵略死手，其弟处罗侯继位，大张隋朝所赐旗鼓，真正地“扯虎皮做大旗”，内斗连连，征服了不少异己力量。不久，处罗侯在“内战”中战死，沙钵略可汗的儿子都蓝可汗得立。为了再次平衡突厥可汗的力量，隋朝又把宗女嫁给都蓝可汗的异母弟突利可汗。都蓝可汗求亲多次被拒，见突利可汗反而成为大隋半子，感觉很没面子，恼羞成怒，又开始侵袭隋境，却也大败而回。打不过隋军，都蓝可汗就向突利可汗下手，突然袭击，尽杀其诸子亲随，使得突利可汗苍惶间带五骑逃出，直遁长安。｜
隋文帝大排盛宴，以隆重的礼节观迎这位丧家之犬似的落难可汗，并封他为启民可汗，把这位突厥哥们感动得差点晕过去。不久，都蓝可汗又在内乱中被自己人干掉，达头可汗以大突厥可汗自居，率兵攻打为隋朝捍边的启民可汗。关键时刻，又是隋军出手相援，启民可汗全身而还。感激之余，启民可汗叩首上表，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