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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得到比利息率低时更多的利益；我们会得到额外的利益。”
我们已经看到，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的信用在一切专家看来是稳固的。尽管如此，银行法为了保证银行券的兑现，仍然绝对规定要有900万镑到1000万镑的金。因此，维护这个金贮藏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是和从前的货币贮藏者的情形完全不同的。利物浦的威·布朗作证说（商业危机，1847—1857年第2311号）：
“说到这些货币＜发行部的金属贮藏＞在当时的用处，就如同把它们扔到大海里去一样；因为要拿出其中最小的一个部分来用，就要违背议会的法令。”
我们以前曾提到的那位建筑业主爱·卡普斯——我们叙述伦敦的现代建筑制度时（第2卷第12章）曾引用过他的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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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把他对1844年银行法的看法概括如下（银行法，1857年）：
（第5508号）“总的说来，您认为，现行＜银行立法＞制度是一种很巧妙的安排，其目的在于周期地把产业利润放到高利贷者的钱袋中去吗？——这是我的看法。我知道，它对建筑业的影响就是这样。”
上面曾经谈到，苏格兰各银行由于1845年的银行法而被迫采用一种和英格兰的制度近似的制度。它们必须拥有金准备，才能发行超过本行法定限额的银行券。这个制度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可以看一看下面几段向银行委员会（1857年）提供的证词。
苏格兰一家银行的经理肯尼迪作证说：
（第3375号）“在1845年的法令实施以前，在苏格兰有什么可以叫作金流通的东西吗？——没有这一类东西。”——（第3376号）“那末在此以后，又有什么追加的金流通吗？——一点也没有；苏格兰人不喜欢金子。”——（第3450号）在他看来，1845年以后苏格兰各银行必须保持的大约90万镑金只有害处，而且“它没有带来任何利润而把苏格兰资本中一个相等的部分吸收掉了”。
其次，苏格兰联合银行的经理安德森作证说：
（第3558号）“苏格兰各银行向英格兰银行提取金的巨大需求，只是由于外汇率吗？——是这样；这种需求也不会由于我们有金保存在爱丁堡而减少。”——（第3590号）“只要我们有同额的有价证券存在英格兰银行＜或英格兰的私人银行＞，我们就有和以前一样的权力，造成英格兰银行金的流出。”
最后，还要引用《经济学家》上威尔逊的一篇文章：
“苏格兰各银行把闲置的现金存在它们的伦敦代办处；这些代办处又把它存在英格兰银行。这种情形使苏格兰各银行在这个金额限度内拥有对英格兰银行的金属贮藏的支配权。在有对外的支付时，它随时都可供人提取。”
这个制度被1845年的法令打乱了。
“由于针对苏格兰的1845年法令，近来发生了英格兰银行金币的大量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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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以便应付苏格兰境内只是可能发生但也许永远不会发生的需求……从那时候起，就始终有一个巨大的金额保留在苏格兰，而且有另一个相当可观的金额不断地往返于伦敦和苏格兰之间。如果某一时期一个苏格兰银行家认为对他的银行券的需求将要增加，那末，就会有一箱子黄金从伦敦运来；这个时期一过去，同一个箱子常常是原封不动地又运回伦敦。”《经济学家》1847年10月23日）
｛而银行法的倡议人，银行家赛米尔·琼斯·劳埃德，也就是奥维尔斯顿勋爵，对于这一切又说了些什么呢？
他早在1848年就向上院商业危机调查委员会一再说到，
“因缺少充足的资本而引起的货币紧迫和高利息率，不能用增发银行券的办法来缓和”（第1514号），
可是，1847年10月25日政府准许增发银行券的一个指令，就已经足以减轻了危机的尖锐程度。
他认为：
“高利息率和工厂工业不振，是用于工商业目的的物质资本已经减少的必然结果。”（第1604号）
但数月来工厂工业不振，正好是表现为物质商品资本过剩而堆在货栈内卖不出去，而且正是因为这样，所以物质生产资本全部或半数已闲置不用，为的是不致有更多的卖不出去的商品资本生产出来。
他还向1857年银行委员会说：
“只要严格地一丝不苟地遵循1844年法令的原则，一切事情就都会有条不紊，非常顺利，货币制度就很可靠，不可动摇，国家的繁荣就不成问题，公众对1844年法令的信心就日益增强。如果委员会还要为这个法令所根据的原理的可靠性，以及它所保证的有益结果的可靠性，找到进一步的实际的证据，那末，这就是切实而充分的回答：看看周围吧；看看我国现在的营业状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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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人民的满足心情吧；看看社会各阶级的富裕和繁荣吧；这样做了之后，委员会就能作出决断：它是否要阻止继续执行这个取得了这样多成果的法令。”（银行委员会，1857年第4189号）
对于奥维尔斯顿7月14日在委员会面前唱出的这首颂歌，回答的是同年11月12日一封给银行董事会的信中所唱的反调。政府为了挽救当时尚可挽救的事情，在这封信里决定暂停执行这个能创造奇迹的1844年法令。——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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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章
贵金属和汇兑率
I。 金贮藏的变动
关于紧迫时期银行券的贮藏，应当指出，社会最原始状态下不安定时期出现过的贮藏贵金属的现象，在这里重新出现了。1844年法令的效果之所以令人注意，是因为它想把国内一切现有的贵金属转化为流通手段。它企图把金的流出和流通手段的收缩，金的流入和流通手段的膨胀等同起来。但这个法令实行的经验证明，情况正好相反。除了我们下面就要说到的唯一的例外，英格兰银行的流通券数额，自1844年以来，从未达到它有权发行的最高限额。另一方面，1857年的危机又证明，这个最高限额在一定情况下是不够的。从1857年11月13日至30日，流通中超过这个最高限额的银行券，每日平均达488830镑（银行法，1858年第XI页）。当时，法定的最高限额为14475000镑加上银行地库内贮藏的金属总额。
关于贵金属的流出和流入，必须指出：
第一，要区别以下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金属在不产金银的区域内流来流去，另一方面，金银从它们的产地流入其他各国，以及这个追加额分配在这些国家之间。
在俄国、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金矿发生影响以前，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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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九世纪初以来，供给一直只够补偿铸币的磨损，满足对奢侈品的一般需求，以及对亚洲的银的输出。
但是，从那个时期以来，随着美洲和欧洲对亚洲的贸易的增长，首先是对亚洲的银的输出大大地增加了。从欧洲输出的银，大部分是用追加的金来补偿的。其次，一部分新输入的金，为国内的货币流通所吸收。据估计，到1857年为止，英国的国内流通中增加的金大约已有3000万镑。【威·纽马奇的下述证词，说明了这件事在货币市场上发生了什么影响：＇银行法，1857年＇（第1509号）“将近1853年底，公众产生了严重的不安；9月，英格兰银行先后三次提高它的贴现率……lO月初……公众表现十分忧虑和惊慌。但11月底以前，这种不安，这种惊慌，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下来，后来因为有500万镑贵金属从澳大利亚输入，所以几乎完全消除了。1854年秋，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当时在10月和11月输入了大约600万镑贵金属。1855年秋（大家知道这是一个紧张和不安的时期），又发生了这种情况，当时大约有800万镑贵金属在9月、10月和11月之间流入。1856年底，我们发现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总之，我完全可以根据委员会几乎每一个委员的经验来证实，每当金融紧迫时期，我们已经习惯于把运金船的到达，看成一种自然的圆满的补救手段。”】此外，自1844年以来，欧洲和北美所有中央银行的金属准备的平均水平都提高了。国内货币流通的增加，同时导致以下的结果：在恐慌以后，在随之而来的消沉时期，银行准备金已经由于大量金铸币从国内流通中被排出并停滞下来，而更快地增加起来。最后，自从新金矿发现以来，用于奢侈品的贵金属的消费，由于财富的增加而增加了。
第二，贵金属在不产金银的各国中间不断流来流去；同一个国家不断地把金银输入，又同样不断地把金银输出。因为这种只是摆来摆去并且往往平行的运动，大部分会互相中和，所以只有占优势的朝这一个方向或那一个方向的运动，才能最后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