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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发布如下的命令：
“湖口、徐州等处暴徒倡乱，政府为整肃纪纲，维持国本起见，不得不以兵力戡定，迭经先后布告。本大总统躬承国民付托之重，值此变出非常，荡平内乱，责无旁贷，耿耿此心，当为我国民所共谅，各友邦所悉知。惟恐传闻之异词，或以方针之未定，国民以姑息养奸所责备，外商以身命财产为隐忧，若不明白宣告，使我全国人民咸知顺逆从违之所在，各外商共悉镇乱靖暴之有方，其何以靖人心而昭大信？为此通令，条举三端：一、该暴徒勾煽叛兵，僭窃土地，擅行宣布独立，破坏民国之统一，扰害地方之治安，此等行为，实为乱党，政府不得不依照国家法律以兵警戒。是用兵定乱，为行使约法上之统治权，民国政府当然有此责任。二、各国商民之通商传教，载在条约。凡有乱警地方，该地司令官均应照约实力保护，务使各外国人之身命财产，不致因乱事稍受危险。嗣后各该地方之外国人所有身命财产，如因镇压变乱而直接受有损失者，民国政府必完全负其责任。三、乱党到处勾结，如有本国人与之订立一切契约，而影响可以及于国家或一地方者，无论用何种方法，及何种名义，民国政府绝不承认。以上三端，自本令发布以后，应由各该地司令官通行布告。仍着外交总长行文驻京各国公使查照，以副友邦热诚赞助之雅怀，而示本大总统除暴安良之至意。此令。”
与此同时，袁世凯任命段芝贵为江西宣抚使兼第一军军长，督率二、六两师攻击湖口和南昌。任命冯国璋为江淮宣抚使兼第二军军长，督率四、五两师中杨善德、施从滨两旅以及雷震春、倪嗣冲各部，沿津浦路南下，攻占徐州、蚌埠后，分兵掠安庆、浦口。任命张勋为江北镇抚使，率辫子兵由兖州沿运河南犯，经清江南逼扬州，而后会合冯国璋军围攻南京。又派海军总长刘冠雄率领海军舰队南下，攻击吴淞口，深入长江，攻击湖口、九江等地。
当袁大举向南方用兵时，虽然已对国民党撕破了脸，满口乱党叛徒，可是独对孙中山先生还很客气。
第五百三十四章 迷雾（一）
武汉。
这是1913年的夏天，又是一个炎热之夏日。
在椭圆形办公室，血色的五星红旗之下已经挂上一副巨大的中国地图，李想正指着地图上的南北交战的区域划过，语气严峻地对哼哈二将曾高和李西屏说道：“战争终于爆发——二次革命！如果我们在辛亥年足够强硬，就不会有今天二次革命的事情发生了。”
曾高和李西屏默默听着。
“我们暂时不宣布独立——我不会在袁世凯面前像个精神病人那样发抖，我也不会拱手放弃我们的权利和革命的果实！——继续备战！如果北洋军惹上来，坚决予以反击！”
“不经鄂区议会批准就有权派军队去开战吗？”李西屏问道。
鄂区搞的民主建设已经初具形势，所以李西屏才有这么一问。
这位铁腕李大帅回答说道：“如果强盗闯进了你的家中，你不必跑到警察局去获得批准就可以开枪打死他。你可能会陷进国会冗长的辩论之中而束缚住你的双手完全不能动弹。作为总司令并根据鄂州约法的章程，你可以有权这么干。”
李西屏微微一笑，曾高却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李想感慨道：“过去一年中，我已尽一切可能去防止这种危机。现在，他们不得不为这个国家去干一切我们能够干的事情。正在发生的二次革命在我看来，就像辛亥危机在更大规模上的重演。袁世凯北洋反动分子正在试探我们武力的薄弱环节。我们必须迎击他们的威胁，又不卷入一场全国范围的战争。”
“这可能吗？”曾高咧嘴苦笑道。
“试试看。”李想诚挚地对他们说道：“我当了一年多点时间的鄂区元首，我还花了一年时间去准备，去避免，做出像我今晚不得不做出的那样的决定。我想叫你们知道的是，这个决定并非只是为了鄂区。这个决定也是为了中国。”
李想这个决定就是袖手旁观李烈钧等改良派掌握的武力被袁世凯消灭，孙中山在没有武力依靠的时候就只能依靠他。他是借袁世凯之手消灭政敌。反正那些家伙留着什么事也做不了，反而处处碍事。
李想与他的哼哈二将磋商后，就在正午前发表了他关于“二次革命”的第一个正式声明：
“蓄意无视维持国家和平的责任，是支持《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省份所不能容忍之事。”
同时在鄂区议会正在上演一出闹剧，国民党改良派人正在攻击国民党修正派人的犹豫不决。
詹大悲一厢情愿的说道：“这是绥靖主义的道路。李帅应当诱逼袁世凯摊牌，我认为袁世凯太狡猾了，不会冒险与南方各省发生全面规模的武装冲突。”
蒋翊武从军事方面出发：“时间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必须牢记不忘北洋军在辛亥革命时五天之内就压垮了孝感，两天中就席卷了阳夏。”
……
当袁大举向南方用兵时，虽然已对国民党撕破了脸，满口乱党叛徒，可是独对孙中山先生还很客气。
不过孙中山却不能不表示严正的态度，乃发电致袁，原电云：“北京袁大总统鉴：文于去年北上，与公握手言欢，闻公谆谆以人民国家为念，以一日在职为苦。文谓国民属望于公，不仅在临时政府而已，十年以内，大总统非公莫属。此言非仅对公言之，且对国民言之。自是以来，虽激昂之士，于公时有责言，文之初衷未尝少易。何图宋案发生以来，证据宣布，愕然出诸意外，不料公言与行违至于如此，既愤且懑；而公更违法借款，以作战费，无故调兵，以速战祸，异己既去，兵衅仍挑，以致东南民军，荷戈而起，众口一辞，集于公之一身。意公此时，必以平乱为言，故无论东南军民，未叛国家，未扰秩序，不得云乱；即使曰乱，而酿乱者谁？公于天下后世亦无以自解。公之左右陷公于不义，致有今日，此时必且劝公乘此一逞，树威雪愤。此但自为计，固未为国民计，为公计也。清帝辞位，公举其谋，清帝不忍人民涂炭，公宁忍之？公果欲一战成事，宜用于效忠清帝之时，不宜用于此时也。说者谓公虽欲引退，而部下牵掣，终不能决，然人各有所难，文当日辞职，推荐公于国民，固有人责言，谓文知徇北军之意，而不知顾十七省人民之付托，文于彼时，屹不为动。人之进退，绰有余裕，若谓为人牵掣，不能自由，苟非托辞，即为自表无能，公必不尔也。为公仆者，受国民反对，犹当引退，况于国民以死相拼！杀一无辜以得天下，犹不可为，况流天下之血以从一己之欲！公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昔日为任天下之重而来，今日为息天下之祸而去，出处光明，于公何憾！公能行此，文必力劝东南军民，易恶感为善意，不使公怀骑虎之虑；若公必欲残民以逞，善言不入，文不忍东南人民久困兵革，必以前此反对君主专制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谨为最后之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