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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在为饮酒辩护，我是说，欧洲的饮酒风俗，可能和亚洲不太一样。你知道饮酒时的碰杯怎么来的吗？中世纪时，如果你要害死一个你恨的人，你就在他喝的啤酒里下毒。很多人是这样被毒死的。所以就开始流行碰杯，厚厚的啤酒杯用力一碰，啤酒花溅到别人杯里，要死就大伙一起死。一起喝啤酒，碰杯，醉倒，表示你信任坐在你身边的人，渐渐地就变成社会习俗了。讲了这么长的“前言”，其实是想告诉你，MM，对于年轻人饮酒，别过度紧张。
到马尔他岛是我们的毕业旅行，十个男生，十个女生，一个老师。这个岛其实蛮无聊的，对我们而言，重要的只是朋友的相处，而且，因为朝夕相处而得到不同角度的认识。白天，老师陪着我们看古迹，晚上，他就“下班”了。18岁的人，自己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有几个下午，我们懒懒地围在游泳池畔，听音乐，喝啤酒，聊天。晚上就到酒馆里晃。老街很窄，挤满了欧洲各国的人。
巴塞罗纳比较有意思。我们是五个人，租了一个公寓，一整个星期只要500欧元，放下行囊就出去逛了。那么多的广场，围绕着广场都是美丽得惊人的建筑，不论古典的或是现代的，都那么美，雕塑也是。每天我们都在用脚走路，细细发掘这个城市。我觉得巴塞罗纳是我所走过的最美的城市之一，而我走过的城市还真不少了。
有一天晚上我们和一个在美国认识的朋友碰面，她是委内瑞拉人，在巴塞罗纳读书。她就带着我们走遍了老街老巷。这就是欧洲的美好之处：往任何一个方向飞两个小时，你就进入一个截然不同的文化。在美国就不行了，飞到哪儿都千城一面。
你呢，MM？在匮乏的年代里成长，你的青少年期是怎么回事（你有没有青少年期啊）？你的父母怎么对你？你的时代怎么看你？18岁的你，是一个人缘很好的女生？还是一个永远第一名的最让人讨厌的模范生？一个没人理睬的边缘人，还是最自以为是的风纪股长？
安德烈
2004年10月25日
安德烈：
请你告诉我，你信中所说的“性、药、摇滚乐”是现实描述还是抽象隐喻？尽速回信。
MM
2004年10月25日
MM：
能不能拜托拜托你，不要只跟我谈知识分子的大问题？生活里还有最凡俗的快乐：“性、药、摇滚乐”当然是一个隐喻。我想表达的是，生命有很多种乐趣，所谓“药”，可以是酒精，也可以是足球或者任何让你全心投入、尽情燃烧的东西。我想从弗洛伊德开始我们就已经知道人类是由直觉所左右的。“摇滚乐”不仅只是音乐，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品味的总体概念，是一种自我解放，不在乎别人的眼光，自由自在的生活，对不可知的敢于探索，对人与人关系的联系加深……
安德烈
2004年10月26日
第五章 对玫瑰花的反抗
安德烈：
读你的信，感觉挺复杂。想起跟你父亲在美国初识的时候，听他谈自己的旅行。18岁的他，也是和一两个留着长发、穿着破牛仔裤的朋友，从德国一路hitchhike横过整个欧洲，到土耳其和希腊。那是欧洲的1968年，学生运动兴起、嬉皮文化焕发的时代。
他提到在语言不通的国度里，发生车祸后的一团混乱；提到在西班牙设法勾引天主教堂里做弥撒的女孩；提到在一毛钱都没有的状况下，如何到希腊的农家里骗到一顿饭；提到在稻草堆里睡觉，看捷克的夜空里满天沉沉的星斗。
那时我23岁，刚从台湾到美国，很震惊为什么欧洲的青年人和台湾的青年人世界那样不一样。他们为什么显得没有任何畏惧，背起背包就敢千里闯荡？他们为什么满脑子都是玩，懂得玩、热爱玩、拼命玩？他们的父母难道对他们没有要求，要求他们努力读书，出人头地；他们的学校难道对他们没有期待，期待他们回馈社会，报效国家？我们当然也玩，但是所谓玩，是在功课的重压之余，参加“救国团”所设计的有组织的“自强活动”。“救国团”，就是和东德共产党的“青年团”一样的东西，其实是爱国爱党教育的延伸机构。你懂吗？我们的 “玩”，叫做“自强”。含意就是，透过“玩”去建立强壮的体魄、强悍的意志，目的是“救国”。我们的“玩”都是为了救国。
我们的“玩”，就是一圈人围起来，唱歌、跳舞，玩大风吹或者躲蒙蒙，一起拍手或一起跺脚，做整齐划一的动作。幼儿园的孩子们做的游戏，大学生一样起劲地做。“群育”的概念藏在我们的“玩”后头，教我们从集体行动中寻找安全和快乐。
所以主要还不是物质匮乏的问题；一个欧洲青年和一个台湾青年，当时最主要的差别在于前者的个人思维和后者的集体思维。脱离集体是一件可怕的、令人不安的事情。更何况，我们被教导，读书求学固然是为了国家的强盛，“玩”，也同样是在达成一个集体的意志。
然而你爸爸那一代青年，是天生的自由自在吗？他们的父母，你的祖父母那一代人，不就在德国法西斯的集体意识里过日子的吗？也就是说，你爸爸和我所源出的背景其实是相像的。
我记得一个西柏林来的青年说，“一九六八年的一代”很多人会有意识地拒绝在阳台上种植父母那一代人喜欢的玫瑰、牡丹、大朵杜鹃等等，反而比较愿意去种植中国的竹子，而非欧洲本土的竹子，就隐隐象征了对玫瑰花的反叛。“性、药、摇滚乐”是在那样一个背景下喊出来的渴望。
“一九六八年的一代”，做了父母，做了教师，仍然是反权威的父母和主张松散、反对努力奋发的教师，我的安德烈就是在这样的教育气氛中长大。你的“懒散”，你的“拒绝追求第一名”哲学、你的自由宣言和对于“凡俗的快乐”的肯定，是其来有自的。如果说你父亲那一代的“玩”还是一种小心翼翼的尝试，你们的“玩”就已经是一种自然生态了。
我反对吗？我这“复杂深沉、假里假气”从来没学会“玩”的知识分子要对你道德劝说，教训你说蟋蟀和工蚁的故事吗？做母亲的我要不要告诉你，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儿子，你一定要追求“第一名”，否则无法立足？
我不想这么说，安德烈。
譬如你说你特别看重你和朋友同侪相厮守相消磨的时光。我不反对。人生，其实像一条从宽阔的平原走进森林的路。在平原上同伴可以结伙而行，欢乐地前推后挤、相濡以沫；一旦进入森林，草丛和荆棘挡路，各人专心走各人的路，寻找各人的方向，那推推挤挤的群体情感，那无忧无虑无猜忌的同侪深情，在人的一生中也只有少年期有。离开这段纯洁而明亮的阶段，路其实可能愈走愈孤独。你将被家庭羁绊，被责任捆绑，被自己的野心套牢，被人生的复杂和矛盾压抑，你往丛林深处走去，愈走愈深，不复再有阳光似的伙伴。到了熟透的年龄，即使在群众的怀抱中，你都可能觉得寂寞无比。
“少年轻狂”，安德烈，是可以的。至于“玩”，你知道吗，我觉得不懂得“玩”，是一种蛮严重的缺点。怎么说呢？席慕蓉阿姨“记得吗？那个又写诗又画画的蒙古公主”曾经说，如果一个孩子在他的生活里没接触过大自然，譬如摸过树的皮、踩过干脆的落叶，她就没办法教他美术。因为，他没第一手接触过美。
中国有一个我非常欣赏的作者，叫沈从文，他的文学魅力，我觉得，来自他小时逃学，到街上看杀猪屠狗、打铁磨刀的小贩，看革命军杀人、农民头颅滚地的人生百态。在街上撒野给予他的成熟和智能，可能远超过课堂里的背诵。
你小的时候，我常带你去剧场看戏，去公园里喂鸭子，在厨房里揉面团，到野地里玩泥巴、采野花、抓蚱蜢、放风筝，在花园里养薄荷、种黄瓜，去莱茵河骑单车远行。现在你大了，自己去走巴塞罗纳，看建筑，看雕塑。安德烈，我和席慕蓉的看法是一致的：上一百堂美学的课，不如让孩子自己在大自然里行走一天；教一百个钟点的建筑设计，不如让学生去触摸几个古老的城市；讲一百次文学写作的技巧，不如让写作者在市场里头弄脏自己的裤脚。玩，可以说是天地之间学问的根本。
那么，我是否一点儿也不担心我的儿子将来变成冬天的蟋蟀，一事无成？骗鬼啊？我当然担心。但我担心的不是你职业的贵贱、金钱的多寡、地位的高低，而是，你的工作能给你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