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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五：你最同情什么？
这个问题有意思。
无法表达自己的人──不论是由于贫穷，或是由于不自由，或者单单因为自己心灵的封闭，而无法表达自己的人，我最同情。
为什么这样回答？因为我觉得，人生最核心的“目的”──如果我们敢用这种字眼的话，其实就是自我的表达。
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的邪恶，多到你简直就不知道谁最值得你同情：非洲饥饿的小孩吗？某些伊斯兰世界里受压迫的妇女吗？被邪恶的政权所囚禁的异议份子吗？而这些人共有一个特征：他们都无法追求自己的梦想，无法表达自己的想法，无法过自己要过的人生。最核心的是，他们表达自我的权利被剥夺了。
对他们我有很深的同情，可是，我又同时必须马上招认：太多的邪恶和太多的灾难，使我麻痹。发现自己麻痹的同时，我又有罪恶感。譬如你一面吃披萨，一面看电视新闻吧。然后你看见屏幕上饥饿的儿童，一个五岁大小的非洲孩子，挺着鼓一样的水肿肚子，眼睛四周黏满了黑麻麻的苍蝇（这样描述非洲的饥童非常“政治不正确”，但是你知道我对“政治正确”没兴趣。）
你还吃得下那块油油的披萨吗？可怕的景象、你心里反胃的罪恶感……你会干脆就把电视给关了？
我就是把电视给关了的那种人。
在这么多邪恶、这么多痛苦的世界里，还能保持同情的纯度，那可是一种天分呢。
问题六：你最近一次真正伤心的哭，是什么时候？
从来没哭过。长大的男孩不哭。
好，MM，现在轮到我问你了：
反问一：你怎么面对自己的“老”？我是说，作为一个有名的作家，渐渐接近六十岁──你不可能不想：人生的前面还有什么？
反问二：你是个经常在镁光灯下的人。死了以后，你会希望人们怎么记得你呢？尤其是被下列人怎么记得：1）你的读者；2）你的国人；3）我。
反问三：人生里最让你懊恼、后悔的一件事是什么？哪一件事，或者决定，你但愿能重头来起？
反问四：最近一次，你恨不得可以狠狠揍我一顿的，是什么时候什么事情？
反问五： 你怎么应付人们对你的期许？人们总是期待你说出来的话，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独特见解，有“智慧”有“意义”的。可是，也许你心里觉得“老天爷我傻啊──我也不知道啊”或者你其实很想淘气胡闹一通。
基本上，我想知道：你怎么面对人家总是期待你有思想、有智慧这个现实？
反问六：这世界你最尊敬谁？给一个没名的，一个有名的。
反问七： 如果你能搭“时间穿梭器”到另一个时间里去，你想去哪里？未来，还是过去？为什么？
反问八：你恐惧什么？
安德烈
2006年9月20日
第二十八章 给河马刷牙
现实的一代
安德烈：
我注意到，你很不屑于回答我这个问题：“你将来想做什么”，所以跟我胡诌一通。
是你们这个世代的人，对于未来太自信，所以不屑于像我这一代人年轻时一样，讲究勤勤恳恳，如履薄冰，还是，其实你们对于未来太没信心，太害怕，所以假装出一种嘲讽和狂妄的姿态，来闪避我的追问？
我几乎要相信，你是在假装潇洒了。今天的青年人对于未来，潇洒得起来吗？法国年轻人在街头呼喊抗议的镜头让全世界都震惊了：这不是上世纪六零年代的青年为浪漫的抽象的革命理想上街呐喊──带着花环、抱着吉他唱歌，这是21世纪的青年为了自己的现实生计在烦恼，在挣扎。你看看联合国2005年的青年失业率数字：
比利时21。5％；澳洲22。6％；芬兰21。8％；法国20。2％；希腊26。3％；意大利27％；波兰41％；斯洛伐克32。9％；西班牙27。7％；英国12。3％；美国12。4％；德国10。1％；香港（15到24岁青年的失业率）9。7％；台湾10。59％。数字不见得精确的中国大陆，是9％。
你这个年龄的人的失业率，远远超过平均的失业率。巴黎有些区，青年人有百分之四十出了校门找不到工作。然后，如果把青年自杀率也一并考虑进来，恐怕天下作父母的都要坐立难安了。自杀，已经是美国15到24岁青年人的死因第一位。在台湾，也逐渐升高，是意外事故之后第二死因。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说，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国家，青年是最高的自杀群。芬兰、爱尔兰、新西兰3个先进国家，青年自杀率是全球前三名。
你刻意闪避我的问题，是因为……21岁的你，还在读大学的你，也感受到现实的压力了吗？
“灰姑娘”的一代
我们21岁的时候，上世纪70年代，正是大多数国家经济要起飞的时候。两脚站在狭窄的泥土上，眼睛却望向开阔的天空，觉得未来天大地大，什么都可能。后来也真的是，魔术一般，眼睁睁看着贫农的儿子做了总统；渔民的女儿，成了名医；面摊小贩的儿子，做了国际律师；码头工人的女儿，变成大学教授；蕉农的儿子，变成领先全球的高科技企业家。并非没有人颠沛失意，但我们真的是“灰姑娘”的一代人啊，安德烈，在我们的时代里，我们亲眼目睹南瓜变成金色的马车，辚辚开走，发出真实的声音。我身边的朋友们，不少人是教授、议员、作家、总编辑、律师医师、企业家科学家出版家，在社会上看起来仿佛头角峥嵘，虎虎生风。可是，很多人在内心深处其实都藏着一小片泥土和部落──我们土里土气的、卑微朴素的原乡。表面上也许张牙舞爪，心里其实深深呵护着一个青涩而脆弱的起点。
如果有一天，我们这些所谓“社会精英”同时请出我们的父母去国家剧院看戏，在水晶灯下、红地毯上被我们紧紧牵着手蹒跚行走的，会有一大片都是年老的蕉农、摊贩、渔民、工人的脸孔──那是备受艰苦和辛酸的极其朴拙的脸孔。他们或者羞怯局促，或者突然说话，声音大得使人侧目，和身边那优游从容、洞悉世事的中年儿女，是两个阶级、两个世界的人。
提摩
你的20岁，落在21世纪初。今天美国的青年，要换第4个工作之后，才能找到勉强志趣相符的工作。在“解放”后的东欧，在前苏联地区的大大小小共和国，青年人走投无路。在先进的西欧，青年人担心自己的工作机会，都外流到了印度和中国。从我的20岁到你的20岁，安德烈，人类的自杀率升高了百分之六十。
于是我想到提摩。
你记得提摩吧？他从小爱画画，在气氛自由、不讲究竞争和排名的德国教育系统里，他一会儿学做外语翻译，一会儿学做锁匠，一会儿学做木工。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又过去了，现在，应该是多少年了？我也不记得，但是，当年他失业时只有18岁，今年他41岁了，仍旧失业，所以和母亲住在一起。没事的时候，坐在临街的窗口，提摩画长颈鹿。长颈鹿的脖子从巴士顶伸出来。长颈鹿穿过飞机场。长颈鹿走进了一个正在放映电影的戏院。长颈鹿睁着睫毛长长的大眼，盯着一个小孩骑三轮车。长颈鹿在咀嚼，咀嚼，慢慢咀嚼。
因为没有工作，所以也没有结婚。所以也没有小孩。提摩自己还过着小孩的生活。可是，他的母亲已经快80岁了。
我担不担心我的安德烈──将来变成提摩？
老实说……是的，我也担心。
不是“孩子”，是“别人”
我记得我们那晚在阳台上的谈话。
那是多么美丽的一个夜晚，安德烈。多年以后，在我已经很老的时候，如果记忆还没有彻底离开我，我会记得这样的夜晚。无星无月，海面一片沉沉漆黑。可是海浪扑岸的声音，在黑暗里随着风袭来，一阵一阵的。猎猎的风，撩着玉兰的阔叶，哗哗作响。在清晨3点的时候，一只蟋蟀，天地间就那么一只孤独的蟋蟀，开始幽幽地唱起来。
你说：“妈，你要清楚接受一个事实，就是，你有一个极其平庸的儿子。”
你坐在阳台的椅子里，背对着大海。清晨3点，你点起烟。
中国的朋友看见你在我面前点烟，会用一种不可置信的眼光望向我，意思是──他他他，怎么会在母亲面前抽烟？你你你，又怎么会容许儿子在你面前抽烟？
我认真地想过这问题。
我不喜欢人家抽烟，因为我不喜欢烟的气味。我更不喜欢我的儿子抽烟，因为抽烟可能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