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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由于我从未走上过社会，虽然我和我的体育老师及军营中的几位战友有过同性性行为，但彼此之间是那样的纯，根本不清楚在社会这个大千世界里人们的心态是什么样的。但有一点我清楚，就是从此我将“身败名裂”。为了保全和我有过接触的人的名誉，我好汉做事一人当，当时不知从哪儿来的勇气，平时连一句谎话也不肯说的我，竟然咬定了只是给这个人写过三封信，而且和任何人也没有关系。
当时的讯问是十分严肃的，而且一边拘留了我２０余天。现在回想当时的情况及问讯的详细情况看，我肯定一点：从讯问我的人员不断更换这一点看，其中也不乏抱有猎奇心理的人。在反反复复的问讯之后，我写出的交待材料也有厚厚一大本了，但也只是重复的几个问题，不外是写了几封信、在社会上有没有行为等等。除了写信有真凭实据外，其他什么也没有。
２０天后，在五一节前，单位把我领回去。由于年轻，我根本没有想过事情的严重性。但接着便是灾难性的打击：我站在了“审判台”上，接受同志们的批判。这一次是从我的人生顶峰一下子落到了人人生的谷底。那些批评的语言之尖刻让我无地自容。我以一个“过来人”的眼光去观察他们，他们之中也不乏其人（指同性恋者——作者注），但那种置我死地而后快的兴灾乐祸的劲头让我伤心极了，甚至到过死。
那一年我２４岁。
批判会开了一次又一次，党内党外，小组车间，发方的人中有些年长的师傅们语重心长地劝说，陈述严重的后果；而言词激烈的是些和我年岁相仿的同志，他们中有我过去最好的朋友，为了洗清自己，表示自己的清白，午饭都不和我同桌而食。
从此后，小组里最重最累最脏的活成了我的“专利”。那时我真是连死的心都有。车间里把我的检查分期分批地刊登在板报上。我的一言一行，甚至连说句笑话，车间都能知道，都有人打“小报告”。最让我受不了的是背后的指指点点。那时只要有人对我态度好一点，我都会终身不忘。我有位师兄，他不管别人怎么说，处处照顾我，劝我想开些，直到现在我不能忘了他的恩德。
一年以后，经党支部大会讨论，给了我党内警告处分，这是党内最轻的处分。
据说当时有人主张给我更严格的处分，但一部分老同志认为我很年轻，只要能吸取教训，改正错误，达到教育目的就可以了，所以行政上就没有给处分。当我在党委批复上签字的时候，还是很庆幸自己，下决心努力工作去报答这些老同志。领导找我谈话，让我认真地吸取教训，改正不良行为（其实和这个同志之间还没有发生过任何关系）。我也表示要吸取教训，改正错误，重新作人。
当事情发生的第一年，当时有一个保送上大学的机会，如果按我以前的表现，上大学的名额肯定会落在我的头上。我多么渴望能有这样一个机遇，但是却没有让我去，理由是明摆着的，只有眼睁睁看着别人去上大学。为这件事，我不知暗暗地流过多少次泪。这以后，我奋发努力，自学大专课程，终于考试合格，这是多年以后的事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善良的人们逐渐地淡忘了这件事，而且我的才华也被领导接受了。
我又一次面临机遇。但在提干时又旧话重提，为了考察我，我“名不正言不顺”地拼命工作，当了3年“黑干部”。后来才正式提为干部。现在虽属于正处级，但想起来，心里还阵痛。
老账又一次翻起是在评定职称中。评定职称需要学历、资历，我的论文获过奖，虽有这些条件，对我来说还是〃红灯〃，原因又是旧事重提。虽然后来评定了中级职称，但让我又一次领受了羞愧，重温了一次恶梦。
随着岁月的流逝，当年知道我的经历的人逐渐地少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年轻的同事。他们对我的往事一无所知，他们看到的是表面化的我，实际上那不是真实的我，他们不知道我的另一面是什么样子。而我也希望他们不知道，宁愿去过那种外表平静而内心灰暗的生活。
可难堪却经常地袭来，有时让人措手不及。每当有机遇的时候，就是我难堪的时刻。因为第一次的机遇都会有审查这道关口，而这道关口对我来说实际上就是一道不可跨越的天险一样。近几年社会上招聘各种人才，根据我的实际情况，我很想试一试。但结果是“才”合格，而“德”落榜。确实现在让我望而生畏，再也不敢问津“跳龙门”的事情了。
但是，就这样也不能回避现实，人前人后总是有人指指点点。有一次，在我没有出席的一个集会上，当有位我过去的战友称赞我的才华和为人时，厂保卫处长却用不屑一顾的语气说：“不管怎么样，那是他的污点。”当我从其他同事口中知道此事以后，尝到了“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滋味。从此，我有一段时间很消沉，尽力做到少露锋芒。
通过这个变故，我失去的东西要比应吸取的教训多得多。我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失去了提干的机会，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在以后的十几年里，我经过艰苦的努力，才又换回了我往日的风采。这当然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步淡化了那件丑闻。但是其中还是有人不时地在我脆弱的伤口上痛击几下，虽然大多数同志还是谅解和善良的。
在我的朋友中间，有位是原来X厂的团委书记，厂劳动模范，因为他的一位朋友“东窗事发”后供出了他的名字，这位朋友丢掉了厂籍，判了5年徒刑。
和他相比，我幸运多了。我们渴望得到人们的宽容，我们当中去危害社会的人是极少数。而且各个层次的人都有，其中受到高等教育、在为社会做出大贡献的人都有。
我认为同性恋是一件道德上不能允许的现象，也曾下决心去改正这种行为，但就是改不了。即使是在受到处分以后也没有改过。实事求是地讲，我是个好人，受过良好的教育。由于在20年前这种“错误”行为被发现，我失去了很多机遇，我在屈辱和泪水中渡过十几年以后，付出了比别人多出几倍的努力，才重新回到了我自以为早就应功成名就的位置上。直到现在，我在思想上还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在晋升、职称等问题上我从不敢去争取应属于我的，而是随其自然，小心翼翼地工作，小心翼翼地做人。但每当有些人在某种场合提出我曾为这件事受处分的事时，我的心却在淌血，懊悔得几乎要去自杀。
但是对家庭、对子女的责任，又让我平静下来。我必须面对现实，勇敢地活下去，努力地工作下去。在我迫于传统观念而娶妻生子以后，却又觉得是给自己套上了一条无形的锁链一样。现在确实有些后悔，不如出家入空门，当和尚，也就一了百了。
在我周围的同志中，部分老同志知道我的事，但年轻的同事们很少知道这些我过去的事。我只希望平平稳稳地渡过一生，但求以后无过。
我的想法是，请求社会和法律能够对同性恋行为宽容一些，因为尽管同性恋行为不符合社会道德，但是我们很少去危害社会。这种请求也许是过分了，我们也不敢妄想。
如何看待同性恋现象、公众对同性恋态度的改变
尽管同性恋的法律地位已极大地改变了，基督教会的观点仍然认为，即使同性恋在法律上不再成立为犯罪，但它仍属于不道德行为，应当使用法律制裁之外的办法来加以对付。在基督教关于同性恋属于〃违反人类天性的罪恶〃这一思想统治了十几个世纪之后，人们对同性恋的态度从本世纪初开始松动。当然，这一变化仅仅发生在那些曾经对同性恋采取严厉态度的社会中，像中国这样在历史上一向对同性恋采取宽松忽视态度的社会，并没有这种显著的变化。
在人们对同性恋态度的变化过程中， 一个值得特别加以讨论的事件，是“第三性”概念的提出。
它是在本世纪初，由德国性学家赫兹菲尔德（Hirschfeld）首先提出的。他创造这一新概念，旨在将同性恋者置于男女两性平等的第三性的位置上，使之受到法律的保护，享有与男女两性相等的权利，至少不致于被视为罪犯。他的观点受到社会科学界的重视，例如弗洛伊德就曾关注过这一新概念。
赫兹菲尔德本人作为德国犹太人、同性恋者和性学家，受到过纳粹德国的迫害，他在同性恋研究史上的地位也是确定无疑的。然而，“第三性”概念是否能够成立，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们调查中所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