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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植的自然生命也不长，只活了41岁，魏明帝曹叡太和六年（232）便悒郁而终了。但他的文学生命很长，不仅响震于当世，高标逸韵稳居建安文人之首，而且辉耀于千秋，成为中国古代文学长廊里最卓越的诗人之一。以曹丕当上皇帝那年（220）划界，曹植的生活和创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大致与曹丕相仿，贵公子“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自娱自乐，自由自在。大同当中不时流露出小异，一是如《赠徐干》所写的“宝弃怨何人，和氏有其愆，弹冠俟知己，知己谁不然”，宣泄出了对于沉溺优裕生活，难以展示才华建功立业的苦闷。二是如《送应氏》所写的“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生亲，气结不能言”，对于洛阳历经董卓之乱后近20年未得恢复，满目荒芜，产生了无限感慨。建安二十五年（220）曹丕成为魏文帝，兄弟关系从兹变成君臣关系，政治上争权沦为失败者的曹植从兹屡被贬爵徙封，极为失意。太和元年（227）曹叡即位后，这样的处境仍未改变，使他郁闷、愤激终身。愤怒原本就有助于出诗人，何况他“柔情丽质，不减文章，而肝肠气骨，时有块垒处，似为过之”（钟惺评语，见《古诗归》），后期诗文便充溢着渴望自由、反抗迫害、蔑视庸俗的思想情蕴，以及怀才不遇的愤懑情俗，一时无人可以企及。
钟嵘《诗品》曾说，曹植的五言诗“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誉为“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这样的类比毋宁有点过头，但曹植的诗歌佳作如《箜篌引》、《怨歌行》、《名都篇》、《美女篇》、《白马篇》、《吁嗟篇》、《弃妇篇》、《赠丁仪》、《赠白马王彪》、《野田黄雀行》、《杂诗》、《七哀诗》等等，的确与《国风》异世同律，使时人攀仰莫及。诸如诗中“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志气，“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的怨气，“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的怒气，“糜灭岂不痛，愿与株荄连”的郁气，无不宣泄块垒，透见肝肠。而“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之类，语言之华采，音节之铿锵，篇章之宏肆，形象之奇警，果真如张戒所赞“金声而玉振之，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见《岁寒堂诗话》）。从屈原至陶潜七百余年间，若论创作个性之鲜明，主体自由之张扬，可以说曹植独步，三人各是一座高峰。
辞赋，曹植同样本色当行，雄姿鹰扬。他写过不少抒情小赋，情致和词采多如其诗，却不如《洛神赋》。如小序自述，这篇赋是“黄初三年（222），余朝京师，归济洛川（洛水）”，因“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而作。通篇取法于战国时期宋玉的《神女赋》，结构布局、人物形貌和衣饰都有沿袭关系，形象描绘、情感意蕴和寄托却超越了《神女赋》。“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远望“皎若太阳升朝霞”，迫察“灼若芙蓉出渌波”的系列比喻，由静态到动态，由朦胧到显形，由远望到近赏，将洛神之美写得惊艳无比，活脱脱地跃然纸上。既而在人神际遇之间，进一步刻画洛神如何“动朱唇以徐言，陈交接之大纲”，如何“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由外形而显内情，细致入微，精妙绝肖。似幻似真，瞬即消逝，自然切入了“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的情蕴主旨，构建出一种使人怅惘的“遗情想象，顾望怀愁”。“怀愁”的深层，实质上寄寓着曹植的命运嗟叹：
理想的追求可望不可即。较之于宋玉以及诸多汉人大赋，《洛神赋》表达的个人情怀更真切，更可触可摸，更可思可鉴；将汉语的修辞功能和辞赋的抒情功能融合为一，发挥到极致，尤其胜过了那些前人，开通了魏晋南北朝抒情赋的勃兴之路。加上诗歌的杰出成就，完全可以说，曹植政治上理想受抑，对他固然是个不愿接受而又不可抗拒的人生灾难，但对中国文学则是一件幸事。幸就幸在，它让中国历史少了一个或许会像隋炀帝加李后主似的负一流皇帝，多了一个前追屈原、后引陶潜的超一流作家。
“建安七子”中，诗赋成就最高是王粲。《文心雕龙·才略篇》认为：“仲宣（王粲的字）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他的《七哀诗》三首和《从军诗五首》，分别写乱离感受、羁旅生涯和军旅闻见，都自伤情多，苍凉悲慨。《杂诗》、《公宴诗》和《咏史诗》，也从多角度抒写了他的人生际遇、态度和情调。特别为人称道的，是他羁旅荆州期间写的《登楼赋》。这篇赋，与《七哀诗》第二首“羁旅终无极，忧思壮难任”背景相同，情致相通。由“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破题，首先描述了登楼所览，引出“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的主题浩叹。其次叙写了怀乡深情，缠绵至切，归之于“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最后从眼中景、心中情提升到社会现实层面，既对“原野阒其无人兮，征夫行而未息”的乱离尘世“意忉怛而憯恻”，更对“步栖迟以徒倚兮，白日忽其西匿”的虚度光阴“心凄怆以感发”，从而表达出“冀王道之一平”的期盼。个人的思想感情与社会的动乱势态、人民的安定希冀息息相连，写景与抒情、用典笔笔相扣，使《登楼赋》与《洛神赋》并为双璧，成为当世抒情赋的代表作。他当时所登之楼在今湖北当阳，而当阳、襄阳、江陵三地后世都有“仲宣楼”，足见这篇赋响及后世何等深远。
陈琳以章表书记见长，章表书记文体本身不属于文学，但赋与骈文形式，又使其可以跻身文学之林。从东汉中、后期始，文章就有了骈化趋向，建安文人慷慨任气，更加推波助澜。诸如曹丕的《典论·论文》、《与吴质书》，曹植的《与杨德祖书》、《求自试表》等等，都以散带骈，气势疏畅，发议纵横捭阖，悚人视听，抒情抑扬往复，悱恻动人。陈琳的诗歌成就不及曹氏兄弟，骈文水准却能够与之上下颉颃。他的《为袁绍檄豫州》、《为袁绍与公孙瓒书》、《檄吴将校部曲》等檄文书信，铺陈辞藻洋洋洒洒，夸张形势贲贲勃勃，指摘丑恶如金针刺穴，陈说利害如疾风掠地，堪称张力十足。如声讨曹操那篇著名檄文，一破题便骂曹氏三代，直令曹操一读，头痛疾立愈，折射出文本的刺激力之强。后来曹操收服陈琳时，责其“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耶”，陈琳答以“矢在弦上，不可不发”，又反映出文气如虹，不可阻遏。而他从政治上数落曹操“身处三公之位，而行桀虏之态，污国虐民，毒施人鬼”，“是以兖豫有无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历观载籍，无道之臣，贪残酷烈，于操为甚”，内容且不论，仅从行文的骈偶对称、铺张扬厉来看，已开六朝骈文之先河。同为“建安七子”的阮瑀也写过《为曹公作书与孙权》，王粲也写过《为刘荆州与袁谭书》、《为刘荆州与袁尚书》，辞章风貌与陈琳檄文颇为近似，但委婉切致，雄健恣肆却不能及。
曹魏政权经曹丕、曹叡两代，于240年传到第三代曹芳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