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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大背景下，荣膺“大成至圣先师”的殊荣，至今仍有国际性深远影响。他的再传弟子孟子，则被尊为“亚圣”。与这些文化巨人大不一样，三国时期的蜀汉名将关羽，身后也被尊为“圣人”，并且以其“武圣人”独尊地位，与“文圣人”孔子一般高，足以令人惊叹莫名。
关羽（公元？—219）字云长，河东解县（今山西运城）人。年轻时爱管闲事，路见不平就要一声吼，拔刀挺身相助。因为杀了本县的县令及其妻弟，出逃到涿郡（今河北涿州市），结识了当地人张飞。适逢同为涿郡人的刘备招兵买马，他便同张飞一起投奔了刘备，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刘备作了平原相，就让他俩当别部司马，分统部曲。《三国志》本传说，刘备“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三国演义》演绎为“桃园结义”，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而到了稠人广坐场面，他俩又充当卫士角色，“侍立终日”，不讲待遇。开初那些年刘备名微众寡，势单力薄，在徐州被吕布打败而投曹操，他俩都追随左右，“不避艰险”。经过十几年周旋，直到建安四年（199）刘备脱离曹操，跑到徐州打出反曹旗号，关羽才第一次单独守下邳（今江苏邳县南），代理太守职务。
建安五年（200）曹操东征，刘备惨败，丢下了关羽北投袁绍，关羽被曹军俘虏，带回许都。那时候曹操逐鹿中原，广罗人才，看中关羽的勇猛善战，极想把他收到麾下，便破格给了他一个偏将军头衔，礼遇十分优渥。但关羽不为所动，流露出了“无久留之意”，曹尝派张辽前去试探。关羽告诉张辽：“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张辽如实回报曹操，曹操感叹道：“事君不忘其本，天下义士也！”当年二月，袁绍发兵十万南下与曹操决战，派大将颜良与刘备一起作先锋围攻白马（今河南滑县东）。四月，曹操派张辽和关羽作先锋，反击袁军。两军遭遇，关羽望见颜良的麾盖，立即策马当先，“刺颜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白马解围之后，曹操即时上表，封关羽为汉寿亭侯，而且重加赏赐。关羽实践了“立效以报曹公”的诺言，“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奔往袁军营中寻找刘备。曹军一些将领要求追杀他，曹操说：“彼各为其主，勿追也！”
这一段特殊经历，经过《三国演义》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回浓墨重彩的铺陈渲染，就变成了预约三事、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会古城主臣聚义系列故事，其实好多故事原本是没有的。其中，封汉寿亭侯，也不像后人所想象的那般显赫。按东汉爵位制度，承秦爵二十等封列侯（原称“徹侯”，避汉武帝讳改），“功大者食县，小者食乡、亭，得臣其所食吏民”
（见《后汉书·百官志》）。亭侯是最低等级的侯爵（后诸葛亮为武乡侯，乡侯比亭侯也只高一等）；十里一亭，十亭为乡，亭侯受禄有限。但封为亭侯毕竟也不容易，曹操肯表封关羽亭侯，的确表现爱才心切。而关羽对于一切封赏既不心动，也不带走，一心一意忠于刘备，的确属于古人不可多得的忠义行为，值得后人称美。
回到刘备身边后，从脱离袁绍，依附刘表，直至赤壁之战的八年期间，关羽都没有见诸史籍的突出事迹。但他的忠义，定然加固了同刘备名为主臣、实如兄弟的特殊关系，即便在刘备请出诸葛亮，自诩如鱼得水后，他在刘备集团稳为二号人物的特殊地位也从来无人可以挑战。借孙、刘联盟之势，刘备成为赤壁之战的最大赢家，占领江南诸郡，封拜元勋，关羽位居第一拜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独自分兵坐镇江北。刘备西取益州，又“拜羽董督荆州事”；所谓“董督”就是统领，主管，诸葛亮实际作他的副手。军师中郎将庞统在蜀身亡，刘备急召军师将军诸葛亮带领张飞、赵云入蜀增援，于是，关羽更是位居方面，独当起了刘备集团一半基业。
位益尊，权益重，留下的人全都必须唯命是从，就使他先前并不十分显露的骄矜自大之气凸显出来，滋长成为骄傲狂妄，目中无人。建安十九年（214）马超向刘备“密书请降”，率军自汉中直抵成都，成都守军惊恐失措，十天后，刘璋便向刘备投降。刘备封马超为平西将军，关羽认为他“旧非故人”，私心不悦，迅即写信给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诸葛亮明白关羽骄气凌人，也不好批评，只能进行精神贿赂，回信答称“孟起（马超的字）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汉初）黥（布）、彭（越）之徒，当与益德（张飞的字）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关羽一向以美髯见称，号称“美髯公”，因而诸葛亮以“髯”字代称。关羽览信大喜，硬以为自己真是旷绝古今，独一个的超一流名将，得意忘形到把信拿给宾客传看，以满足虚荣心。究其实，他与张飞难分出高下，曹魏主要谋士之一的郭嘉早对曹操说过：“张飞、关羽者，皆万人之敌也。”
另一谋士刘晔也说过：“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陈寿评价他们，同样相提并论：“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关羽既缺乏自知之明，又为了抬高自己，贬低马超，竟连一同起事的“兄弟”张飞也不惜搭上，实在有悖于义。其后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称汉中王，拜关羽为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黄忠为后将军，诸葛亮有此前车之鉴，甚至担心关羽遥闻黄忠同列，“恐必不悦”，刘备只好说“吾当自解之”。可见除了刘备，无人再敢招惹关羽。
关羽从建安十六年（211）刘备入蜀开始，就“董督”荆州，前后历时八年之久，毛病日益深沉。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地当军事要冲，历来都是四战之地。魏、蜀、吴三方分峙局面渐趋形成，荆州更加成为三方必争的枢纽之地，关羽如何履行“董督”重责，无疑至关重要。按照“隆中对策”以来的既定方针，他理当尽力维护与东吴的睦邻友好，但一直以来，他都缺乏这种必不可少的战略认知，老是配合刘备耍赖，充当黑脸角色。幸亏当时东吴的西线主帅鲁肃坚定维护孙、刘联盟，软、硬两手运用适度，小冲突才没有演变成为大翻脸。即便如此，关羽还是不明智，悍然得罪了孙权。建安二十年（215）以湘水为界中分荆州后不久，孙权曾遣使面见关羽，提出让关羽女儿同自己儿子结婚，再搞一次政治联姻。当初刘备都可以上门迎娶孙夫人，这一次，关羽却不识大体，不顾大局，扬言“虎女岂能嫁犬子”，辱骂来聘的使者，拒绝许婚。孙权一壁头碰得鼻青脸肿，怒不可遏，自然加紧了夺取荆州的步伐，待吕蒙取代鲁肃主持军务，就演出了“白衣渡江”那幕活剧。其间的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关羽如此得罪盟友，已经给他留下祸根，不仅遭到了丢失荆州、丧失性命的现实报应，而且导致孙、刘联盟一度破裂。
对盟友尚且如此蛮横无理，因小失大，对部属，对位居己下的同一集团中人，势必就更加不可一世，轻慢无度了。其结果，造成了他在集团内部人缘太差，一旦有事便抽底火。关羽攻襄樊，以及败走麦城时，几次要求近在上庸（今湖北竹山县）的刘备义子、副军将军刘封和宜都太守孟达“发兵自助”，刘封、孟达都“不承羽命”。吕蒙、陆逊袭取荆州时，素遭关羽轻侮的刘备妻弟、南郡太守糜芳和将军傅士仁，也相继拱手投降，献出江陵、公安，断了关羽退路。众叛亲离到这种程度，也只能叫做“种豆得豆，种瓜得瓜”。
民间述闻都说关羽“大意失荆州”，究其实，被吕蒙、陆逊麻痹，把原先留守江陵、公安后方的部队调往襄樊前线，使后防空虚，给了吕蒙“白衣渡江”可乘之机，大意确有一些，却决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骄狂自大，刚愎自用，外失盟友，内失人缘，自己播下了败亡恶果。
不过，是非功过不能互掩，关羽确实颇能打仗。建安二十四年（219）八月，就任前将军未久，他便抓住刘备占领汉中的有利时机，主动发兵进攻樊城，把曹魏大将曹仁围困在城内。当时曹操刚从汉中败退到长安，听说曹仁危急，立刻派另一大将于禁率领七军驰援。时值大霖雨，连下十几天不断，引起汉水暴涨，决堤泛溢，将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