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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问题上去，而这也正是我要说的。在一系列的问题下，我讲了自己在颁布法令、签订条约、决定政策、任命官吏等重大事情上的无能为力；讲了处于日本人直接监视下和李顿调查团的会见；讲了连会见自己的亲属也没有自由；讲了“火曜会议”；讲了日本总务长官日本人次长和关东军参谋第四课操纵一切的真实情况。我讲到了谭玉龄的死，大厅里陷入一片沉寂；我讲到了“天照大神”的可耻的来历，引起了一个日本律师的争辩。我最后回答了关于日本的鸦片政策，显然引起了各类人物的注意。这一天的法庭历时比上次长得多，到结束时，我觉到有一种胜利者的滋味。第二天，我第三次出庭的前一段时间里，检察官凯南继续讯问我日本在伪满的各种有关掠夺、奴化、奴役、备战等等政策的时候，我满怀信心地继续提供出了我所知道的一切事实材料。但是，凯南结束了讯问，到了被告们的律师走上来开始了质问，样样问题都触及到了我个人的时候，情形就越来越不对了。
第一个上来质问的是日本律师团的首席，提过东方道德问题的鹈泽聪明博士。他问：
“证人在一九○九年继承清朝皇帝之位后，是在北京的天坛，行过祭天告祖之礼的吗？”
“那是不消说的。”我答，“当时我还年幼，那是由我父亲代祭的。”
鹈泽得到了我的答复，一下子扯到我一九三四年当伪满皇帝，也曾在长春南郊举行同样的告天之礼，以此证明我是成心要做皇帝的。这时凯南检察官提出了抗议，说这是超出了范围的讯问，但是韦伯庭长驳回了抗议，说这种讯问是针对证人是否真正帝王问题的，可以问。于是，那位对东方文化具有热忱的博士就问我在辛亥退位后，是否也曾经希望过重现康乾盛世的事业。我明白了他的意图，含混地答道：
“由伟大的人物办卓越的政治，这希望是自然的。如果孔子出世治世，世界自然要好些。”
“离题太远了！”庭长插言：“双方的问答，不论何方所谈，都离题太远了！”
在哄堂大笑中，瘦小的白发博士严肃地继续问我：
“郑孝胥和罗振玉等人，是否想把清初的王道政治，在现代的条件下加以重现呢？”
“这不只他们吧，人们都愿意出现好政治。”我越发觉得他在弄圈套。这时，庭长不耐烦了，阻止道：
“离题太远了，对法庭没有价值。”
这位先生最后又解释一番，他这是为了使法庭重视东方文化，等等；才告结束。这个圈套虽然消失了，但我知道从律师团那边来的名堂只是开头。果然，跟着就来了猛烈的火力。
担任“主攻”的是梅津美治郎的律师布累尼克。这位美国律师的讯问历时三天，占了全部反讯问时间的一半。东京的报纸把他的讯问形容为“令人恐怖的冲锋肉搏式的”。当律师们发现了无法证明我在伪满不是个傀儡的时候，布累尼克律师首先声言，他要使我丧失我的证人资格。他明白地说，我的证言基础既然是说我的行为出于被迫，那么，他如果证明了我的行为实非被迫，就推翻了我的证言，宣告我是个说话不可靠的人。因此，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我由于不肯把某些历史真相赤裸裸地泄露出来，就在他一系列的逼问下，陷入了几乎不可自拔的困境。我在法庭上的其余六天，真像俗语说的是过了六天的“热堂”。
布累尼克律师开头先让我确认一些事实：我退位后仍保留着帝号，我历史曾有过一次复辟（我说“是张勋搞的”），我曾因民国当局不履行《优待条件》而不满（我说“不太知道”），等等。然后，又为了给他的某种逻辑创造前提而拿出一些莫名其妙的，或无中生有的“历史”，叫我承认：“一九二四年满洲不是土匪横行吗？”“一九二四年满洲治安混乱，外国不是为了保护本国的权益而必须出兵吗？”“那时不是俄国侵略北满吗？”“张作霖张学良统治之下，算是善政吗？”我一概回答以“不知道”，但是他仍然不放松，像连珠炮似的放出了一连串问题：
布：“是不是可以说：当时满洲如果没有个善良的统治者出现，是可以统治好的？”
我：“张学良统治时期的满洲是中国领土，与满洲国情形根本不同，但如果你说张学良统治下的情形不够理想，那我也可以承认不够理想。”
布：“证人自己是否有过要在满洲施行善政的理想？”
我：“唔——请再说一遍，没听明白。”
布：（又说了一次）
我：“这种事情嘛，我，连想也没想过。”
布：“证人对满洲的情况，一向是如何了解的？”
我：“那很难说，可能有各种方式。”
布：“比较经常的呢？看不看报纸呢？”
我：“报是人人看的。”
布：“当时的报纸上的满洲消息，治安情况如何呢？”
我：“隔了那么多年，我怎么能记得？”
布：“那么，你看过李顿报告书吗？”
我：“记不清了。”
布：“三百年前，你的祖先不是想到中国建立王朝的吗？”
我：“那是因为明朝已经处于混乱中，吴三桂邀请满族入关的。”
布：“证人没想到过自己的复辟的可能性吗？”
我：“我没这种想法。我想的是要以人民的幸福列为第一位。”
布：“一九三一年以前，没有向任何人提到过希望复辟的话吗？”
我：“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了。我想似乎没有向任何人提过。”
布：“究竟说了还是没说？”
我：“忘了。”
布：“是有说与没说的两种可能吗？”
我：“记不起的事，我说不出来。”
在我步步设防之下，第二天，布累克尼把问题追到我为了当皇帝，曾派郑孝胥和板垣办交涉的事上来了。
布：“在会见板垣之前，为了商量让证人当执政或皇帝，曾派郑孝胥和罗振玉去找板垣吗？”
我：“根本没这回事！连执政都是后决定的，更谈不到皇帝的问题。”
布：“当时罗振玉是什么身分？”
我：“私人朋友，没什么身分。”
布：“他作为你的代理人，是否有关于政治和复辟问题的发言权呢？”
我：“他的个人行为，我不能负责。”
布：“板垣有没有和你说过，他是听了罗振玉说你要复辟，才找到你的？”
我：“不记得了。也许罗振玉说过，但他不能代表我。”
我开始感到了情势越来越严重了。我料想很可能是郑孝胥和罗振玉之流留下的什么文字落到日本人的手里，现在又转到了律师的皮包中。但是我没料到，还有比郑孝胥之流的文字对我更不利的东西，已到了他们的手里，这却是我自己亲笔写的证据。
“在一九三一年九月之后，在会见板垣之前，你曾经给日本政府高级官员两封信，希望复辟，是事实吗？”
自从这个问题提了出来，虽然我还是用“没有这回事”一推了事，但是我知道危机是到了。我心中慌乱起来，我要在庭长给律师决定的交验证据实物的时间（下午）到来之前，努力扎好阵脚。所以，当他们在反讯问中提出了就任执政的动机，我就又说了一遍是要利用这个机会以图谋恢复失地。我又说：
“我接受了板垣的要求，到了长春，我又想出一个新方法，就是伪装自己，取信日本人，以便能掌握军队。这是个冒险的办法，能成功则为爱国者，否则，即身败名裂……”
这时，布累克尼突然又出我意料地提到从前庄士敦介绍的英国记者伍德海作的一本书H·G·伍德海著：《在中国的记者生活》，一九三四年，奇…＇书＇…网伦敦出版。中的记载，说我在长春时告诉过他我是凭着两点理由而就任执政的，一是由于民国当局毁弃了《优待条件》而生的仇恨，一是由于清朝“让政”之后，二十年来的民国搞得很糟，因此，我要出来改变这种局面，“以救民于水火”。这也是实有其事的。现在律师根据这本书证明我现在是对法庭撒谎的。我听了慌忙说：
“伍德海的事，我全不记得了，但是可以肯定那会儿是反宣传。因为我在那样环境下，如果不对日本人作出那种欺骗来，是什么也干不了的！”
法庭的空气，逐渐地紧张起来，到了下午，当那个证据——我给南次郎的亲笔用黄绢写的那封信——被拿出了来，而且传到我的手要我辨认的时候，这种紧张就达到了极点，而我的神经也快要拉断了——我把那黄绢一下子扔到地上，大声嚷道：
“各位法官，这完全是捏造的！”
“上面的宣统御墨也是假的吗？”布累尼克似乎有点慌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