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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无所遇，于是浩然有归志。遂以己未（一九一九年）返国，寓天津者又十年，目击军人私斗，连年不已，邪说横行，人纪扫地，不忍见闻。事后避地辽东又三年。衰年望治之心日迫，私意关内麻乱，无从下手，惟有东三省尚未糜烂，莫如吁恳皇上先拯救满蒙三千万民众，然后再以三省之力，戡定关内。惟此事非得东三省有势力明大义者，不能相期有成。乃以辛未（一九三一年）春赴吉林，与熙君格民（洽）密商之。熙君夙具匡复之志，一见相契合，勉以珍重待时。又以东三省与日本关系甚深，非得友邦谅解，不克有成。故居辽以后，颇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相往还，力陈欲谋东亚之和平，非中日协力从东三省下手不可；欲维持东三省，非请我皇上临御，不能洽民望。友邦当道闻之，颇动听……一九二八年末，罗振玉搬到旅顺大连以后的活动，他曾来信大略向我说过，在郑孝胥和陈宝琛等人的宣传下，这个“言过其实，举止乖戾”的人，不能引起我太大的希望。但这回他来的却正是时候，说出的一切话也不容我不信，因为不只有熙洽的来信，更有关东军赫赫有名的板垣大佐的代表——上角利一。上角向我转达了板垣的意思说，关东军“完全没有领土野心”，这次行动不过是为了“保护日本的利益”，关东军“诚心诚意”地愿意帮助我在满洲建立新的“友好”的政权，希望我立刻动身先到大连，然后转往“盛京”就位。日本关东军现在连沈阳也给恢复了旧名了。
在会见罗振玉和上角的头一天，郑孝胥刚给我看过一份大连的报纸，上面登载着沈阳“各界准备迎立前清皇帝”的消息，而当地的报纸上也登了国际联盟讨论国民党提出的对日本的控诉，英国代表显然在袒护日本。同时，郑孝胥刚接到他的留学英国的孙子寄来的一段英国报纸节译，其中由一个英国少年在中国失踪的事件，说到“民国之不足信任”，并且指出“美国官场并不以满洲之变动为日本违背凯洛非战公约”。国民党南京政府方面，除了口头抗议和同样无济于事的呼吁之外，只见步步退却，并无真正想抵抗的意思。总之，一切现象都表明，东北所发生着的事情，对日本是顺利的，因此对我也是顺利的。我认为时机确乎是到了。
我心里一团高兴，但是还能矜持地向罗振玉和上角利一表示，待我回去先考虑一下，然后再做答复。
在回园去的路上，我心里盘算着“复位”的时间，想象着“登极大典”的场面，越想越高兴，浑身的血液都像沸腾了起来。但是，回到了静园，马上碰见了泼冷水的。
头一个表示反对的是陈宝琛，追随他的是胡嗣瑗、陈曾寿（婉容的师傅）。他们听了我的叙述，立即认为罗振玉又犯了鲁莽乖戾的老病，对于关东军的一个大佐的代表，他们也表示不能贸然置信。他们认为东北的局势变化、国际“列强”的真正态度，以及“民心”的趋向，等等，目前还未澄清，至少也要等刘骧业探得真相之后，才能决定行止。听了这些泄气话，我颇不耐烦地直摇头：
“熙洽的信，决不会说谎。”
八十四岁的陈宝琛听了我的话，样子很难过，怔了一阵儿后，他沉痛地说：
“天与人归，势属必然，光复故物，又岂非小臣终身之愿？唯局势混沌不分，贸然从事，只怕去得容易回来难！”
我看和这几个老头子说不通，就叫人马上催郑孝胥来，郑孝胥虽然今年七十一了，但在我眼里却是劲头十足的。他的“开门户”、“借外援”、“三共论”以及“三都计划”，等等，已使我到了完全倾倒的程度。不久前，我又按他的意思给他最崇拜的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写了一块“举世无双”的匾额，他显然是以我的墨索里尼自居。他曾说：“意大利必将成为西方一霸，大罗马帝国必将再兴，与未来的大清帝国，分霸东西，其天意乎？”为了嘉勉我的未来的黑衣宰相，这年春天我特授意我的父亲，让我的二妹和郑孝胥的长孙订了亲，给以“皇亲”的特殊光荣。我估计他现在听到熙洽和关东军请我出关“主持大计”的消息，必定是与陈宝琛的反应不同，该是大大高兴的。没料到，他并没表现出我所料想的那种兴奋。
“辗转相垂，至有今日。满洲势必首先光复，日本不迎圣驾，也不能收场。”他沉吟一下，“不过，何时启驾，等佟济煦回来之后再定，更显妥帖。”
这意思，竟跟陈宝琛一样，也是不以为时机完全成熟。
其实，郑孝胥脑袋里所想的，并不是什么时机问题。这可以由他不多天前的一篇日记来证明：报载美国罗斯安吉（洛杉矶）十月四日合众社电：罗斯安吉之出版人毕德，为本社撰一文称：世界恢复之希望（按那时资本主义刚从一九二九年起发生了经济大恐慌，报上经常有谈论如何把资本主义世界从危机中拯救出来这类问题的文章——作者）端赖中国。氏引英国著名小说家韦尔斯之最近建议，“需要一世界之独裁者将世界自经济萧条中救出”，氏谓此项计划，无异幻梦，不能实现。毕德建议：美政府应考虑极端之独裁办法，以拯救现状。第一步，应组一国际经济财政银行团，以美国为领袖，供给资金，唯一目的，为振兴中国。氏主张美政府应速草一发展中国计划。中国工业交通之需要如能应付，将成为世界之最大市场，偿还美国之投资，当不在远。此时集中注意于中国，美国社会经济制度皆有改正，繁荣可以恢复，人类将受其福利云。
今年为国二十年……彼以双十为国庆，适二十年整矣。此诚巧合，天告之也：民国亡，国民党灭，开放之期已至！谁能为之主人者？计亚洲中有资格者，一为日本天皇，一为宣统皇帝。然使日本天皇提出开放之议，各国闻之者，其感念如何？安乎？不安乎？日本皇帝自建此议，安乎？不安乎？若宣统皇帝，则已闲居二十年矣，其权力已失。正以其权力已失，而益增其提议之资格。以其无种族国际之意见，且无逞强凌弱之野心故也……可见，他不但看到满洲，而且看到全中国，全国的“开放之期已至”，更遑论东北！以后的事实也证明，那时他考虑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去东北的时机，而在于如何应付罗振玉的新的“挑战”。
“挑战”是从我去日军司令部的前几天就开始了。那天，我接到了两封信，一封是罗振玉的，一封是给溥伟当秘书的周善培（在清末给岑春煊做过幕僚）的，都要求我“给以便宜行事”的“手谕”，以便为我活动东北各方面。照他们的话说，是时机已至，各方面一联络即成，目前只差他们的代表身分的证明了。我把这事告诉了郑孝胥，他慌忙拦阻道：“此事万不可行！此类躁进之人见用，必有损令名！”
正好在几个月前，罗振玉又给了我一个“躁进”的印象。那一天，罗振玉从旅顺来到了天津，兴冲冲地给我带来一件出于日本浪人田野丰手笔的“劝进表”。他解释说，田野丰和关东军司令官的旧上司高山公通联络上了，这两个日本军界的宿耆最近得到日本参谋部的委托，根据已得到的“赤党即将在奉天举事”的情报，制定了一个计划。将由白俄将军谢米诺夫率白俄武装乘机夺取“奉天”，日本军队同时给以支持，到时候并由他们联络好的东北官吏“迎驾归满，宣诏收回满蒙”。为了实现这计划，希望我马上先提供一部分活动经费。这件事，我想可能是日本在东北阴谋的一部分，也可能是某些流氓浪人知道了事变的阴谋，想乘机打一次秋风。不管怎样，我听了却是很高兴的。但是高兴了不过两天，日本参谋部派驻北京使馆武官森纠，到天津找到郑孝胥，说田野丰的话完全是瞎吹，况且军部方面即使有此计划，也不会找我拿活动费。本来田野丰也是郑孝胥的朋友，曾是谢米诺夫集团的一员，郑孝胥听了森纠的话，他自己和田野丰的来往是一句不提，只是对我埋怨罗振玉的荒唐。所以，罗、周二人“便宜行事”的请求，也就没有得到我的允准，罗振玉的信誉在我心里又下降了一步。这无疑更形成了郑孝胥的优势地位。
郑孝胥怕的是我被罗振玉垄断了去，对这一点，我当时自然理会不到，我只觉得既然他们一致主张等派到东北的人回来再说，而他们也该就回来了，所以只好捺下性子等一等。这时的陈曾寿唯恐我又变了主意，又给我上了一个“奏折”。这是代表了陈宝琛这派人当时思想的一个典型文献：奏为密规近日情势，宜慎赴机宜，免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