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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自闻滦河囗师，苦不得卿消息，听夕忧悬。昨据朕派遣在大连之前外务部右丞谢介石专人奏陈，悉卿安抵旅顺，并闻与前俄谢米诺夫将军订彼此互助之约，始终讨赤，志不销挫，闻之差慰。胜负兵家之常，此次再起，务须筹备完密，不可轻率进取。谢米诺夫怀抱忠义与卿相同，彼此提挈呼应，必奏敷功。方今苍生倒悬，待援孔亟，朕每念及，寝食难安，望卿为国珍重以副朕怀。今命谢介石到旅顺慰劳，并赏卿巨鉴一部，其留心阅览，追踪古人，朕有厚望焉。
皇上圣鉴：敬陈者，宗昌月前观光东京，得晤刘骧业，恭读手谕，感激莫名，业经复呈，计达天聪。宗昌自来别府，荏苒经年，对于祖国民生之憔悴，国事之蜩螗，夙夜焦灼，寝馈难安。一遵我皇上忧国爱民之至意，积极规划，罔敢稍疏。惟凡举大事，非财政充裕，不能放手办理，即不能贯彻主张，一木难支，众掌易举，当在圣明洞鉴之中。去秋订购枪械一批，价洋日金贰百壹拾万元，当交十分之五，不料金票陡涨，以中国银币折合约须叁百万元。目前军事方面筹划妥协，确有彻底办法，不动则已，动出万全。惟枪械一项，需款甚巨，四处张罗，缓不济急。筹思再四，惟有恳乞俯鉴愚忱，颁发款项壹百万元。万一力有不及，或先筹济叁伍拾万，以资应用，而利进行。感戴鸿慈，靡有涯既。兹派前德州知事王继兴，驰赴行官，代陈一切。人极稳妥，且系宗昌至戚。如蒙俞允，即由该知事具领携回，一俟款到，即行发动。此款回国后两月内即可归还。时机已迫，望若云霓，披沥上陈，无任屏营待命之至，伏乞睿鉴。恭请圣安张宗昌谨呈上面说的那笔钱，我没有给那位德州县知事。经陈宝琛、胡嗣瑗的劝止，我也没有再去信。但同时，我仍不能忘情于奉系，虽然这时张作霖已经死了。
张作霖之死①尽人皆知是日本人谋杀的。我后来听说，日本人杀张，是由于张越来越不肯听话，张的不听话，是由于少帅的影响，要甩掉日本，另与美国结成新欢。因此日本人说他“忘思负义，不够朋友”。他的遇害虽然当时也把我吓了一跳，有的遗老还提醒我注意这个殷鉴，但是后来我没有理会那些遗老的话，因为我自认是与张作霖不同的人。张是个带兵的头目，这样的人除了他还可以另外找得到。而我是个皇帝，这是日本人从中国人里再找不出第二个来的。那时在我身边的人就有这样一个论点：“关东之人恨日本刺骨，日本禁关东与党军（指张学良与国民党）协和，力足取之，然日本即取关东不能自治，非得皇上正位则举措难施”。我深信日本是承认这一点的。“我欲借日本之力，必先得关东之心”，这是随之而来的策略，因此，我就从奉系里寻找张作霖的旧头目们，为我复辟使用。有个叫商衍瀛的遗老，是广东驻防旗人，从前做过翰林，当时是东北红“囗”字会的名人，这时出来给我活动奉系的将领。因为张学良已明白表示了要与蒋介石合作，所以商衍瀛进行的活动特别诡密。简要地说，这个最后的活动并没有结果，只留下了下面一点残迹：①关于张被杀经过及原因，参与这一阴谋的日本战犯河本大作有过一段供述。据河本称，是他亲自指挥关东军参谋部人员，事先在京奉和南满铁路交接点皇姑屯车站布下了“必死之阵”：在交接点埋了三十麻袋黄色炸药，以设在五百公尺外瞭望台上的电气机控制爆炸；并在交接点以北装置了脱轨机、在附近埋伏了一排冲锋队。1928年6月4日5时半，张所乘之蓝色铁甲列车开到，东宫大尉一按电钮，张与列车同时被毁。事后关东军为掩盖真相，立调工兵赶修铁路，同时杀了两个中国人扔在肇事地点，口袋里塞上伪造的北伐军信件，并逮捕了十余名无辜居民，诬陷北伐军所为。杀张之原因，河本说：“一切亲日的军阀，我们统统抓住。能利用的时候就援助；不能利用的时候就设法消灭！”一语道破了帝国主义的毒辣。
上谕数日来肝火上升，每于夜间耳鸣头闷，甚感疲怠，是以未能见卿。卿此去奉，表面虽为地款，实则主要不在此耳，此不待言而明也。余备玉数种，分与相（张作相）、惠（张景惠）等人，到行带去。
再如降乩时，可否一问，余身体常不适，及此次肝热，久不能豫。
俟后为款事，自当随时与办事处来函。惟关于大局事，若有来函，务须格外缤密。
商衍瀛的奏折及我的批语
臣商衍瀛跪奏 皇上圣躬久安，务求静养，时局变幻不出三个月内。 今日 皇上之艰难，安知非他日之福？望 圣躬勿过优劳，以待时机之复。奉 谕各节，臣当敬谨遵 谕办理。古玉敬谨分 赐。臣拟明日出关。再往吉林，哈尔滨，如蒙俞允，即当就道，臣恭请 圣安宣统二十一年二月初九日此去甚是。惟须借何题目，免启学良之疑。卿孤忠奋发，极慰朕志。当 此时局扰乱，甚易受嫌，卿当珍重勤密，以释朕怀。
三、谢米诺夫和“小诸葛”
我在拉拢、收买军人方面，花了多少钱，送了多少珠宝玉器，都记不起来了，只记得其中比较大的数目，是白俄谢米诺夫拿去的。
谢米诺夫是沙俄的一个将军，被苏联红军在远东击溃以后，率残部逃到中国满蒙边境一带，打家劫舍，奸淫烧杀，无恶不作。这批土匪队伍一度曾想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被击溃后，想在中蒙边境建立根据地，又遭到中国当地军队的扫荡。到一九二七年，实际上成了人数不多的股匪。这期间，谢米诺夫本人往来于京、津、沪、旅顺以及香港、日本等地，向中国军阀和外国政客活动，寻找主顾，终于因为货色不行，变成了纯粹的招摇撞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谢米诺夫被苏联军队捉了去，我在苏联被拘留时期曾听到过关于他被处绞刑的消息。我在天津的七年间，和这个双手沾满了中苏蒙三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一直没有断过往来。我在他身上花了大量的钱，对他寄托了无限的希望。
谢米诺夫起先由升允和罗振玉向我推荐过，我由于陈宝琛的反对，没有见他。后来，郑孝胥经罗振玉的介绍，和谢会了面，认为谢是大可使用的“客卿”人才，给他“用客卿”的计划找到了第一个目标。他向我吹嘘了一通，主张不妨先把谢给张宗昌撮合一下。那时正是我对张宗昌抱着希望的时候，因此同意了郑孝胥的办法。就这样，在郑孝胥的直接活动下，张宗昌接受了谢米诺夫提供的外国炮灰，扩大了白俄军队。后来张、谢之间还订了一项《中俄讨赤军事协定》。
经过郑孝胥的怂恿，一九二五年的十月，我在张园和谢米诺夫会了面，由他带来的蒙古人多布端（汉名包文渊）当翻译。我当时很满意这次谈话，相信了他的“犯难举事、反赤复国”的事业必能实现，立时给了五万元，以助其行。后来郑孝胥、谢米诺夫、毕瀚章、刘凤池等人在一起照了相，结成盟兄弟，表示一致矢忠清室。
那时正是继十四国进军苏联失败，世界上又一次出现大规模反苏反共高潮之时。我记得谢米诺夫和郑孝胥对我谈过，英美日各国决定以谢米诺夫作为反苏的急先锋，要用军火、财力支持谢米诺夫，“俄国皇室”对谢米诺夫正抱着很大希望。皇室代表曾与郑孝胥有过来往，但详情我已不记得。我记得的是，谢米诺夫和多布端有个计划与我有莫大关系，是要使用他们在满蒙的党羽和军队，夺取满蒙地区建立起“反赤”根据地，由我在那里就位统治。为了供应谢米诺夫活动费，我专为他立了一个银行存折，由郑孝胥经手，随时给他支用。存款数字大约第一次是一万元。谢米诺夫曾经表示，他本来并不需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