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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伦查德勋爵早已是英国皇家空军和亨顿警察学院之父，他曾对着西德尼·史密斯说自己“是一个性急的老人”，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合适的实验室。当时所有科学研究工作都由各专家独立进行，如火器商邱吉尔（他是一个很精明的商人，他妒忌他那一领域里唯一的对手伯拉德少校），还有圣玛丽医院的一个优秀化学家罗谢·林奇（他不幸被说服从事他毫无经验的玻璃、毛发、纤维、粉尘和血型的研究工作）、墨水和笔迹专家（笔迹鉴定经常受到怀疑）米切尔、被称为“初级的内政部分析专家”（60岁时），以及我在盖氏医院的老师亲爱的老约翰·赖菲尔。就是这样一个离奇古怪的使人很不满意的“小组”负责英国内政部刑事调查实验室工作，但它在二十年内却没有犯什么大错误。在法庭尖酸刻薄的盘诘下好不容易才吱吱嘎嘎地熬了过来。
没有西德尼·史密斯那样一个有能力的人当主任，首都警察实验室就不能马上取得成功。十年以后，H。S。霍尔登大夫接任了这个职位并把实验室的工作引上了正轨。
（伍新尧 郭景元）
3．战争与犯罪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紧急状态条例、制服、征兵、服役令以及训练生活，束缚了许多青年人的自由。在长期的战时训练和准备期间，不少青年变得很厌烦。“讨厌之极”是他们的口头禅。有一些人失去了他们的妻子或女朋友。在1939年至1943年“假战争①”（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从1939年9月波兰崩溃开始，一直到次年春季希特勒向西欧发动进攻，这段时间的战争，称为“假战争”。——译音）和训练期间，暴力案件就不断地增长。这些都是由于生活的改变，由于服役条件强加给普通人头上所致。
和大多数专家不同，我的专业工作同和平时期差别不大，但更加热闹和忙乱。这些暴行是在日夜警戒状态、警报、轰炸中发生的。后来飞弹和V2的空袭差不多每天白天和晚上都有。巨大的弹坑、自来水或煤气总管的破裂或“未爆炸的炸弹”的消息破坏了经常的交通路线。有时一次空袭又炸坏了停尸室或法庭。每个人都已习惯于在喧闹中和生死未卜中生活。
我们用各种方法遮蔽自己，有时蹲下身去避免被飞散的玻璃炸伤。有一次我和我的动人的第一位女秘书在莱登一个停尸室的大理石地上一块坚固的石板（上面躺着户体）下避难，那时一枚未爆炸的V1飞弹以它所特有的呼啸声俯冲到邻近的一个洗衣作坊上，砰的一声炸得个粉碎。
哈默史密斯的验尸官法院昨夜被一颗炸弹炸坏了。这天早晨，那位注意“边幅”的验尸官斯培福特走进一间空房子的“法庭”时，还是照例用手在门上叩三下，一面叫“肃静、肃静、肃静”，显得十分威严，虽然就在几分钟之前，他还躲进了他那间小小的厕所里！南瓦克的验尸官赫维·怀亚特，当白天轰炸来临时，不时请他的法院人员“到下面去”，走到一个用作贮藏室的地窖里，通过一个活门，证人、警察、亲属和医生们都爬到一个黑暗的地方，那里的空气潮湿、沉闷，这倒与一个停尸室的工作十分相称。
大多数的伦敦法院尽量减少这种空袭警报干扰的方法是干脆不去理睬这一回事，最后伦敦人就是这样坚持下来的。戴防毒面具的训练和象受惊的兔子一般冲向掩蔽所的事不久便少了下来。唯一使我恼火的是，刚好在哈姆泼斯丹我家中二楼洗澡的时候，一丝不挂地被炸弹抛向街头！早上，大多数住在“东区”的人从地下铁道的月台上或夜间掩蔽所返回他们的家，或者还是个安乐窝，或者已成为一堆瓦砾。我自己则在哈弗斯达克山“加固”的地下起居室里度过了许多喧闹之夜，身穿睡农裤，脚着拖鞋，打打磕睡，写写我的第一本《法医学》教科书，想到战争是多么疯狂，还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战争带来了各种类型的案件。人们“被发现已死”、自杀、被火车辗死、或者在使伦敦的夜间活动陷于瘫痪的灯火管制中被人撞倒。有一次，正当空袭时，我乘着深沉的夜幕回家。我自个儿撞到一根路灯杆上去了。次晨就要我出庭作证——恰巧是一宗殴打案——我的额部裂口上贴的胶布泄露了秘密。昏暗的街灯有助于犯罪，奇怪的倒是在那种强制性黑暗的年头没存更多的暴行、抢劫及偷盗案件；我想，所有这些都是因为人们把注意力集中于战争的缘故。
1937年我被委任为萨里郡的法医学顾问，这使我碰上了大量典型的战时乡村犯罪案件，其中几件与加拿大士兵有关，因为他们来到英国后大多数驻扎在萨里郡。
1941年9月，我被叫到韦布里奇去。那里有一个名叫莎孟小姐的老妇人被发现死于她自己的卧室里。她在布鲁克兰跑马厅附近的一座很大的爱德华式屋子里过着隐居生活。早上7点45分，邮递员去敲她的门时没有回答，他就放一架梯子靠着屋背爬上去，透过窗户发现这个老妇躺在凌乱不堪的卧室地板上。
萨里郡刑事侦察局罗伯茨探长带领警察进行勘查，发现死者卧室的门从里面反锁着，还用一张椅子堵住。这个老妇人仅穿一件旧的法兰绒睡衣，手上抓着一只装着白兰地的平底玻璃杯，就好象是她因为喝得太多而摇摇晃晃倒下自己撞死的一样。然而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她的两只珠宝箱都打开而且空无一物。一个更加不祥的事实是在警察进入她的房子之前就明摆着的：他们看见一个喝醉酒的青年海员在前面花园摇摇晃晃地走来走去，口袋里装满了珠宝。另一个喝醉酒的加拿大士兵躺在厨房门前睡着了，他的军装胀鼓鼓地装着同样的赃物。
验尸官病理学家埃里克·加德纳医师，于早上9点30分到达现场。他在量得了体温（是华氏91度）后，一直等到我在下午2点30分到达这座大楼。加德纳和我都认为死亡很可能发生在凌晨1到2点钟。死者的口、鼻周围有少量的血液，有些似乎被擦掉了。警察注意到地板上有一块染血棉絮、一个烟头和一把折断的梳子。莎孟的嘴唇擦伤，眼睑青紫，头部有严重损伤，显然都是被殴打所致。令人费解的是门是反锁的，还用椅子堵住。我认为她的头部受到这样严重损伤以后不可能作出这些防卫措施。我把这意见告诉罗伯茨，他提出，钥匙可能是在外面从门下塞进去的。经过几次试验之后，他又发现椅子堵门也可以从卧室门外造作出来。但是这个坏主意又自食其果。因为这就搞清楚了：当时至少有一个凶手并没有喝醉，所以能够产生恶意并且动了杀机。白兰地酒杯不是死后才塞进她手中的，而是尸体痉挛使她紧紧地抓住它。这意味着死亡发生的那一瞬间，她是握着酒杯的。她最多呷了几口。尸解时她的胃里闻不到酒味。
除了头部损伤外，加德纳和我还看见了颈部有一个非常凶暴的抓痕。这一抓未能扼死她是由于抓的部位太高。这样，案件的经过就不难推断。我认为首先是向她的嘴巴猛击一拳，接着她就向后重重的倒下，头部猛烈地撞击地板。然后她的肩膀和手臂被按住，并且粗暴残忍地企图不让她出声或扼杀她；最后她的头部被拳头连续猛击至少五次。但她没有立即死去，她的头部的内出血证明：血循环还持续了一至两个钟头，也许曾用白兰地想使她苏醒。
所有这些伤害是谁干的呢？我检查了那两个衣袋里装着她家珠宝的醉汉，很可能他们都参与了谋杀。年青的海员名叫卡萨克、身材瘦小。我认为他不具备这种野兽般的力量打击她的面部，或扼她的脖子造成那样严重的挫伤。我没有见过比这更凶暴的扼伤。然而卡萨克的手背有新鲜损伤，而这正好可能是用拳背打在莎孟小姐嘴巴那第一拳。如果我的想法是正确的，那么这一拳就把她打倒在地上，并使她的头撞到地板上。任何人这样做都要被指控犯杀人罪。
加拿大士兵彼得·麦克唐纳仅是在右手有很轻微的新鲜擦伤，没有挫伤。但是他的体格魁梧有力，并且有一双结实的拳头。象他那样的人，是不容易发生挫伤的。
卡萨克承认是他先打的，他供称：“我用手推她并打她的面部，她就倒在地板上起不来了。”麦克唐纳却什么也不说。后来卡萨克作了第二次供述，并把所有罪责都推到加拿大士兵身上。他供称；“她打开门，麦克唐纳抓住她，我想是扼着她的脖子。她来不及说一句话，但和他搏斗并试图叫喊；可是他死死地扼住，她一点声音也出不了。然后他就把她放在地板上……，又从床上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