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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他们俩向巴特勒保证那天晚上他们没有去过“盲人乞丐”酒店，而且说关于杀人这件事，他们一点也不知道。搜查了他们的房间，但没有找到手枪。巴特勒要罗纳德·克莱去参加辨认身分（他也满可以叫雷金纳德·克莱去参加，因为他们是同卵孪生兄弟）。酒吧间女招待比嫌疑犯显得紧张得多。她几乎不敢正眼去看在她面前排列着的人，其后就对巴特勒说她认不出那个是杀害康尼尔的凶手。在调查时她抗议说根本没有看见开枪。验尸官作出的唯一判断是：谋杀是由一个或几个未知姓名的人干的。
然而那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凶杀案。那是在伦敦闹市的一个酒店里，公然地、从容不迫、明目张胆地干的。凶杀者进来，打死了他们的受害者，没有一个人敢吭一声，又开车跑了。康尼尔的四个伙伴突然不见，无影无踪。象其他知道凶手是谁的人一样，他们也因为给吓坏了而不敢告诉警察。对于伦敦，一个相对守法的首都来讲，这是一个新的值得警惕的事件。如果这种情况可以一次不受惩罚，那么肯定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这是一场与匪帮的战争。
乔治·康尼尔未必会受到公众的悼念。事实上没有他伦敦会更健康和更安全些。他有过暴力犯罪的记录，曾恣意折磨拷打别人，最近又参加了伦敦西区色情文学的生意。这种情况间接地导致了他的死亡。在巴克里广场阿斯特俱乐部一次深夜偶然的会见中，另一个歹徒自己提出要求，而不是被邀请作康尼尔的“蓝色影片”生意的合伙人。
“去你的！你这个大混蛋！”康尼尔回答说。这样他当场差点被枪杀，但是这个人被他的朋友制止了，他认为现在既不是合适的时候，也不是好地方。他们认为“盲人乞丐”酒店的黄昏是用子弹打中康尼尔印堂以惩罚他那傲慢无礼行为的比较合适的时机。
使警察大为吃惊的是凶手的骄横和满不在乎的态度。如果他们干了这件坏事而能溜掉的话，那么他们可能会再干出些什么来呢？别的什么人又可能被杀呢？
警察在几个月以后才知道，答案在杰克·麦维蒂身上，这人是个秃头，老是戴着帽子，他是又一个有暴力罪行记录的冷酷残忍的恶徒。一次他正在开车时，把一个女朋友推出车外，撞坏了她的背部。他干各种犯罪勾当，从包庇犯罪行为到贩毒——甚至凶杀，目的是为了捞钱。他曾为了得到500英镑的报酬想去谋杀一个有潜在危险的证人，但没有成功。除了别的讨厌的事情之外，杰克还有一个坏处就是喝酒喝得很多，而且喝醉后就与人吵架。有人看见他在摄政俱乐部，北伦敦最漂亮的公共场所，歪戴着帽子，手里提着一支截短了的枪，威胁说要杀死他的雇主。几天以后他很愚蠢地接受了一个邀请，去参加斯托克·纽温顿底楼的一次私人宴会。那是乔治·康尼尔凶杀案发生后八个月（当时此案还没从技术上得到解决），即1967年10月的黄昏。
“姑娘在哪里？酒在哪里？”杰克进入房子时大声说。
没有姑娘，也没有酒。有五个男人等在房子里，还有四个和麦维蒂一起来。有人用手枪抵住他的头，拉动扳机，但子弹卡住了。其他的人就扑上去。
杰克朝窗子跑去，头和肩膀伸了出去，但他们却猛地位住他的双腿，把他又拖了回来。一个人从后面抓住他，同时另一个人用刀子刺他——一次在眼睛底下，然后刺胸部和肚子，最后刺穿喉咙，把他丢在地板上，大致就是如此（后来一个目击者说）。没有作尸解，因为麦维蒂的尸体根本就没发现。在他这个凶杀案的证人中，后来供出对同案犯不利的证据的人中，除了说麦维蒂被鸭绒被子包着，用汽车载走之外，没有一个能说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后有人走进公园，拣到了麦维蒂企图逃走时从他的秃头上掉落的泄露真情的帽子。小刀、卡住了子弹的手枪都被丢在奎思斯布赖特路旁的大运河里。小刀和手枪都没有发现，但将近一年以后警察在那里打捞出一支卡了子弹的0。32口径自动手枪。
这一经过周密考虑的谋杀案一句话也没有泄漏出来。过了相当久，别人和警察才知道杰克死了。和他一起生活的妇女报告他失踪了，那是他被谋杀的第二天早上，但他平时就是这样一个经常突然离开家里的人。要不是警察一直没有放弃“盲人乞丐”店的案件，杰克的被杀可能永远也不被人发觉。实际情况是，在两个很有经验的侦探，警长杰克·罗斯和侦察长“少年”利德带领下，一支警察小队已经非常明确受命查清康尼尔凶杀案和其他近来伦敦东区的匪徒犯罪案，这些犯罪案怀疑是克莱兄弟那一帮搞的。
经过几个月艰苦工作以后，警察最后突破了“沉默的墙”，开始收集证据。大多数证人仍然不愿意在他们所害怕的人还逍遥法外时把情况说出来。因此警察在这个案件没有搞清楚之前仍然必须把他们监护起来。1968年5月9日，他们拘捕了克莱两个双胞胎兄弟，他们的哥哥查理斯和其他14个人。
几乎一当这些人被投入监狱，情报就接通而来。探长穆尼最后说服了“盲人乞丐”酒吧间的女招待，保证她的安全，不会受到报复。她立即出来证实雷内·克莱是开枪打康尼尔的凶手。后来她又认出约翰·巴里是他的同谋。她们的证据得到约翰·迪克森的支持，他说是他开车送罗内·克莱和巴里去酒吧间的。迪克森被邀请去揭发同案犯；那对孪生子的表兄，雷尼·哈特也同样报告了杀死麦维蒂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全部细节。为了取得这些材料，需要相当巧妙的手段，因为哈特和其他人已被送回布勒斯顿监狱监护。去访问哈特时，侦察长利德装成内政部官员或监狱访问者的样子，有时甚至装成牧师的样子，因为害怕“狗急跳墙”或挑起报复。而且想要提问犯人时，就说叫他去“作医学检查”。用这种办法收集的证据虽然麻烦但还是值得的。哈特说就是雷奇·克莱第一次开枪打杰克，然后又用刀子杀死他。当时罗内·克莱从背后抓住杰克。
拘留了八个月之后，在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开始审判，梅尔弗德·史蒂文森法官先生主持。他是一个坚韧不拔的法官。有10个人站在象笼子一样的被告席里，一排庄严的律师陈列，一群挤得密密麻麻的穿制服的警察官员和刑事侦察局官员。每天都戒备森严，被告以高速度带进法庭，象“盲人乞丐”酒吧间女招待这样重要的证人被隔离保护起来，就象他们是有被暗杀危险的社会知名人士一样，罗内·克莱被指控杀死康尼尔和麦维蒂，雷奇被指控杀害麦维蒂，其他人则是这两个案子的同案犯。
审判开始时发生了一段插曲。有些罪犯撕掉了标明哪个是谁的号码标签，罗内·克莱对法官梅尔福德·斯蒂文森先生大喊大叫说：“这里不是牲口市场！”他们胜利了，标签被挂到他们前面的被告席上，但这是他们唯一的胜利。
“盲人乞丐”酒吧间的女招待明显地处予相当的紧张之中，样子苍白、拉长了脸。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为了他们的安全一直担忧了几个月。当时她太害怕了，讲不出来。当我注视着她作证时，我想任何时候她都有可能晕倒。
“第一个人对准康尼尔头部开枪”，她说，“我看见康尼尔从凳子上倒下去。然后我就转身跑到地窖里去。”
“你看见向康尼尔开枪的人吗？”作检察官的皇家律师肯尼思·琼斯问。
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时刻。她敢说吗？犹豫了几秒钟，然后她举起手指着那个人说：“是那边的第1号。罗奇·克莱。我见过他几次。我在酒吧间见过他，在伦敦东区也见过他。”
“有疑问吗？”
“不——哦，不！就是他。”
当然，作为辩护士的皇家律师约翰·普拉特斯…米尔斯，在她沉默时走近她身边。1966年当她的记忆更加新鲜的时候，曾假装没有看见开枪，对验尸官说谎。“为什么当时说没看见呢？”他问。
“我害怕会被枪杀。”她说得很简单。她仍然非常恐慌，晚上经常做恶梦，不能睡觉。
另一个重要的证人，罗内·哈特是一个自己坦白犯有不少于28件罪行的人，他答应为皇家法庭作证来赎对他自己的惩处。哈特对受到震惊的陪审团描述了在雷奇的弟弟罗内从后面抓住麦维蒂时，雷奇·克莱是怎样用切肉刀捅麦维蒂的。他否认他作证是为了使自己不受损害。“这是为了顾全我的生命，同时也为了顾全其他人的生命。”他与他的身份颇不相称地补充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