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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其他人的经验上学到的总是不很可靠的。但是人们都希望道斯维蒂的失败至少暂时能对有机会作证人的任何医生产生一定的约束。然而由被告请来的鉴定人——圣汤玛斯医院的顾问医生约翰·哈蒙——他曾那么有效地帮助劳伦斯对道斯维蒂进行盘诘——差不多一样地自讨苦吃，也落得了同样痛苦的下场。在描述吗啡所致的抽搐时，他作了一次令人难忘的、细致的表演：他在证人席上将身体扭曲和痉挛，眼睛突出，手掌摊开，身体后仰——作一次戏剧性的表演，当晚报纸就广为宣传；第二天盘诘时他却承认他一生中从没看见过吗啡中毒的抽搐。
阿丹斯当然被宣告无犯谋杀罪。后来又根据“药物条例”指责他开剧毒药处方“不严谨”而受审讯，这纯粹是一种技术事故。由于他被判决有罪，结果多少有些意外地取消了他的医学注册，但后来恢复了他的注册，他便继续自由地用他认为合适剂量的吗啡和海洛因治疗富有的老寡妇。
还有一个谜：被告一方证明开处方给莫莉尔夫人的吗啡和海洛因的量（及药剂师发的药量）大大超过她所服用的量，那么其余的药到哪里去了？
“必定存在某些渠道，通过这些渠道处方所开的药物不合理地失踪了。”法官在总结时对陪审团说。“有人知道这些危险药物可作非法交易，你可以认为有人狡猾地将它处理了，这种人不是医生本人就是护士。甚至就在你开始怀疑什么人最可能时，如果能公道地对待医生，你就必须记住，有两个护士在证人席上对这件事情讲了假话。一个在药物有没有锁好这方面说谎——这是护士斯特朗纳；另一个不是艾莉思就是兰德尔，在火车上谈话时讲假话（这次谈话是关于药物是放在上了锁的药柜里还是放在没上锁的抽屉里）。
法官补充说，他不是在指责偷药或进行药物非法买卖的护士，而是告诫陪审团不要对被告下一个有成见的推论。结局是一个人也没有被控告。
（伍新尧 郭景元）
21．葡萄牙图里斯案件
三十年代中期，当我进入法医学领域时，国际性法医病理学会议是难得开一次的。但自从空中旅行将所需时间大大缩短以来，我们差不多常在世界各地会面。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已经在各地召开的这样的会议上发表了演说，包括从斯德哥尔摩到布达佩斯的大多数欧洲国家首都；在远东，在悉尼、墨尔本、新西兰；在多伦多、纽约、新奥尔良洲、洛杉矶，以及加勒比地区、罗得西亚和南非……如果一个人在全世界有很多熟悉的法医病理学同事的话，世界就象一只可以轻易橇开的牡蛎一样。
再则，许多国家缺乏这个领域的真正专家，我曾被许多外国政府召请去处理各种凶杀案，包括塞浦路斯、百慕大群岛、巴巴多斯、圣露西亚市和其他加勒比岛；我还应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科威特、直布罗陀和维尔京群岛当局要求发表对案件的看法。邀请是如此殷勤，款待是那么慷慨，致使我无法对有一次（仅仅一次）连自费旅行都不让我入境，并且拒绝让我察看尸体的事件抱怨了。
这件事发生在葡萄牙。1959年2月，有个英国布莱顿市的牙科医生亚瑟·图里斯同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乘车出发度假。但到达里斯本附近格多斯溪他们下榻的姆克西多汽车旅馆时，这次度假却突然悲剧地结束了。安置孩子们上床后，图里斯夫妇狼吞虎咽地吃了一顿拉古什乌比杜斯的蛤肉和小牛肉，午夜11点回到了他们的单独的木造小屋里睡觉。第二天上午10点，一个侍女去敲他们的房门，中午再去一次，下午4点又去一次，都没有得到回答。她请来旅馆经理，后者强行进入房内。饥饿、疲倦而又困惑不解的孩子们告诉他，爸爸和妈妈“还没有睡醒”。经理很快就明白：他们再也不会醒来了。
图里斯四肢伸开躺在床上，只穿一套睡衣裤。他的妻子帕屈丽莎，则衣着较整齐，跪着靠在另一张床边。没有强行进入或翻箱倒柜的痕迹，也没有足以让警方怀疑谋杀还是自杀的东西。
阿马达地区检查官指令医官（相当于警察外科医生，不是病理学专家）检查尸体。除了两个尸体的脸上和衣服上有呕吐物斑迹外，他们没有找到损伤或其他有关死因的线索。在里斯本的英国领事列斯里·布列克韦尔打电话告诉图里斯的父母，并将孩子们用飞机送回国。《每日邮报》的记者哈里·韦福觉得其中必有文章，飞往里斯本，在那里他被告知死因是食物中毒：特别是拉古什的蛤肉。
韦福提出显而易见的问题：还有多少人受牵累？答复令他惊异。旅馆的不少客人吃了同一批蛤肉，剩下的由餐室职工包光了，然而连出现肚子痛的人也没有。一个名为詹斯·杜斯莱士的侍者告诉韦福，在图里斯死后他还吃了五只蛤肉说这些蛤肉的味道好极了，他健康得很。事有蹊跷、韦福得到旅馆经理的允许，巡视了图里斯住过的小屋，并试图发现他们在晚饭后到毙命这段期间里干了什么。经理指给他看尸体被发现时的准确位置。一个浴室毗连着卧室，其中一个人，显然是图里斯，在那里洗过澡。虽然水已放光，但浴盆里还留有水平面的标志，四根用过的火柴枝保留在水热器附近。图里斯夫人显然在浴室的脸盆里洗过袜子。这似乎就是他们做过的一切。他们的床没有被睡过。看来，—他们似乎是突然、急剧地同时发病，或其中一人还能够呼救。
回英国后，韦福与西瑞尔·普拉格内尔医生取得了联系，他是图里斯在盖氏医院时的同学和好友，普拉格内尔听过我上的法医学课，因此建议韦福，应该征求我的意见。普拉格内尔非常关心孩子们的前途，他们多半要受到双亲身亡的严重影响。图里斯在出发度假前，曾投保一万英镑的灾害保险。
无疑，他考虑到在国外时可能发生车祸或游泳失事，但保证金不止包括这些。保险证书用通常的措词对灾害死亡所下的定义是：“投保人遭受身体上完全的、唯一的、由于偶然的和可见的原因造成的暴力所致的伤害，这种伤害与任何其他原因无关，并导致他（她）的死亡”。这里并不包括食物中毒，保险公司对此作为疾病对待；但它又包括了下列一些危险，如火灾、建筑物倒坍，及其他可能使投保人在旅馆中遇到的灾难。但有没有这样一种灾害的证据呢？食物中毒是不大可能的，因为侍者和其他任何人都未遭害；但有呕吐，还有什么原因可以导致他们的死亡？
食物中毒并不是引起呕吐的唯一原因，它也常见于一氧化碳中毒——一种非常突然和无声的杀人者——的晚期。我问韦福有关浴室内水热器的情况，显然是由丁烷气体供热的。供气筒是在浴室内还是在浴室外？——一在室外。有没有嗅到什么气味？——没有。水热器有没有烟道？——没有（啊！我激动起来）。浴室内通风一类设备怎样？——极少（我更加激动）。假如他们在浴室内就差不多被一氧化碳所征服，但又刚好设法蹒跚地走出来，他们能倒在尸体被发现的地方吗？——能，尸体的位置似乎刚好表明是那样。
由于旅馆燃烧气体的通风装置有毛病或不足所导致的一氧化碳中毒，肯定符合保险公司的灾害定义。
是不是葡萄牙医官们没有去寻找证据便立即作出错误的结论？没有任何政府官员愿意承认错误，尤其是对外国人，因此我们谨慎、机智地开始工作。我没有告诉葡萄牙当局，如同我经常向我的学生们所指出的那样，我们都将在我们的最后一餐饭后死去（但并不一定就推论是这餐饭杀死我们）；我也没有提醒葡方——因为无疑他们应该明白——这不是浮游动物会使蛤产生危险的季节。开始我们只要求验尸报告的副本。答复我们说，尸体已移到里斯本的法医学研究所进行检验，并且怀疑某种“毒素”中毒。在经过一些“暗示”后，我们被告知，检验已经证实，死因是由于食物中毒。但是研究所拒绝提供任何毒物、培养物、细菌或其他科学证据。在温和的压力下他们后来承认，图里斯夫人身上“存在有微量的一氧化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