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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史密斯的供述，巴金罕承认在史密斯绑穆笛时用毯子里他的头，并拉着他走过走廊，但否认穆笛摔倒或被布捂嘴巴的情节。以后费尔波特把对雷的控告告诉雷本入，召他到伦敦警察厅。雷派人请他的律师做了一个否认整个事件的供述。
费尔波特断定他差不多有了足够的证据以谋杀罪逮捕所有这三个人，但这个指控需要医学的支持。加德纳给了他个支持，但费尔波特要求内政部病理学家的支持。他带着加德纳到韦英斯街我的寓所里来。加德纳对史密斯说的穆笛在过道上摔跤这一点感到十分满意。他说用毛毯包住头就可解释为什么前额中央皮肤没有挫伤。穆笛摔倒时头部可能得很重，足以引起脑震荡，而前额皮肤却无痕迹。加德纳继说，如果巴金罕还压在他上面，那么他的膝盖就足以撞在穆的肚子上，如此便引起胃和小肠的出血。这种“打击”可以是意外的。
我说我没有根据认为穆笛的脑或胃和小肠遭到过损伤。我补充说，我不喜欢那种想使医学的观察去适应供词情的主张，我还提起我们一致同意的尸体解剖所见。费尔特说他已搜查过房间，没有发现可供穆笛上吊挂绳子的东西。他问我，是否可以有个人站在穆笛背后拉起绳子。我说绳十必须往上拉紧持续二到三分钟。我知道文献上没有任人被这种办法杀死的，而且这样似乎是荒唐得很：为什么不直接勒死他呢？那条绳子首先是水平方向抽紧，然后举起并固定在高举的位置：为什么不简单地再抽紧一点呢？
费尔波特认输了。那三个嫌疑犯不能没有指控而被拘留，于是第二个星期他们便被释放了。与此同时警察在搜查更多的证据。最后他们找到了。事件发生前的几天，史密斯租了一辆汽车：黑色福特牌，8匹马力，车牌号码：FGPl01。
费尔波特逮捕了雷、巴金罕和史密斯，指控他们杀害了穆笛。然后拉史密斯站入供辨认的行列：一个花匠认出他就是穆笛失踪前一天在白垩坑看见过的那个人；另一个花匠则认定另一个。案件的证据仍然不够有力。检察当局决定让巴金罕供出对同犯不利的证据。
在地方法庭，加德纳说他认为穆笛在死前搏斗中被严重地打伤，头部受伤引起脑震荡，膝盖撞击腹部便使小肠充血，他没说到跌倒的可能性以及从医学上来说自杀或意外自缢的可能性。当然没有叫我去。但是我的原始尸体解剖报告在提供给被告一方的文件中。当雷的律师读到这份报告时，却放肆地要我改变立场。
如果被告律师要求帮助的话，我通常会谢绝的。我似乎没有坚持意见分歧的理由，除了少数例子外，我总是强调我的同事工作的可靠性：我经常要求我的助手细读病理学家和实验室工作者的照片和书面报告以及他们的解释等等。这常常是有帮助的。事实上，我发现，如果一个人同意在腐败尸体上作第二次解剖的话，那么皇家律师在法庭上作的第一个批评就是这个。在某人被指控以及律师决定要在解释医学的或科学的发现得到帮助时，很多证据已经被毁坏了。尸体在第一次解剖时已被剖开和被保存。重要的部分常常被取出以作进一步研究。刀子、血痕、子弹、毛发、纤维和新鲜的损伤痕迹全都到实验室去了，而且常常保存在使之变硬的福尔马林固定液中或是切下来作进一步显微镜检查。没有比新鲜的未曾搞乱的现场、未曾触动过的胸部仍插着刀子或颈部仍套着绳索的尸体作为证据更真实的了。一旦调查在进行中，每件东西很快就成了“第二手资料”，而且谁也不会怀疑没有什么能够代替亲临现场和进行新鲜尸体的第一次检查。
这个案件我在那里，所以很熟悉，但我有一个附加的理由不信赖我同事的工作：我担心加德纳对事实一边倒的解释，如果没有受到怀疑的话，会导致误判。作为一种礼貌，我问总检察官和萨里警察局长，他们是否反对我帮助被告。他们都说一点也不反对。这是不平常的，也许是独一无二的情况。但这却是对英国审判的公正性的一个无容置疑的证明。
雷有钱请得起两个当时最著名的皇家律师：这两个律师是沃尔特·曼克顿爵士和杰拉尔德·霍华德先生。在和他们作审判前会商时，我提出了盘诘时给加德纳提的问题，并且同意，如果需要，我自己会出来作证。
就在审判之前，事态出现了惊人的进展。一个名叫罗伯特·克鲁山克的有过犯罪记录的人走到雷的律师处说，在穆笛失踪的那天黄昏，他去拜访了雷的家，发现一个人被捆在椅子上；克鲁山克说，在惊慌中他拉起了绳子，现在他不知道是否意外地杀死了这个人。他们问我在法医学上这是否可能。我的回答同答复费尔波特关于凶杀的问题一样：如果克鲁山克将绳子拉起并固定2至3分钟，他就可能杀死穆笛。任何人都可能。
两个著名的财政部法律顾问安东尼·霍克和亨利·艾伦提出控诉；德里克·柯蒂斯…贝内特和玛尔柯尔姆·莫里斯为史密斯辩护。亲自主持审判的是首席法官、很受人敬畏的哥达德，他无疑是一位果断的法官，但是有个弱点：读了来自地方法院的报告后，有时在他亲自审理之前，似乎就己形成了关于案件的看法。早有迹象表明这个案子也是这样。
当加德纳进入证人席时，他看见我坐在法庭里，他知道很可能人们会提到尸体检查后他和我相同的观点。这种形势无疑会使他比在地方法院审问时更加警惕。他仍然说脑出血是挫伤，肠子的情况也是由打击造成，但补充说这两种情况都可能因摔倒而不是攻击引起的。首席法官哥达德将加德纳最初的作证放在面前，显然，他不喜欢削弱王国政府的这个案件。尸体征象不是表明穆笛被相当大的暴力打击吗？“我想是这样的。”加德纳同意。他被毒打以后就成了这个样子吗？“我认为这说明他受到非常粗暴的对待。”加德纳得到鼓励，并且同意，但他反复申明穆笛仅仅是在摔倒时受的伤。这听上去不再具有说服力，难以使人相信，就连自己也不相信自己了。最后他自己抛弃了毯子裹着的前额因被打击而造成脑损伤的那套理论。“他可能在头的任何部位受到打击或摔倒。”大脑前部出血的最可能原因是“摔倒或打击在后头部”。
我并不相信在此之前他的头脑中发生过头部“对冲伤”的可能性，但我想过这个问题，在会商时我也曾经和沃尔特·曼克顿先生讨论过，当曼克顿爵士站起来盘诘加德纳时，我就和他交换了一个眼色。
“我想不起以前你告诉过我们关于摔倒或打击后头部，”他平静地开始，“你并没有告诉我们见到打击后头部的客观指征。”
“是的，”加德纳承认，“那部位没看见什么。他可能摔在一张地毯上。也可能受到包裹着的毯子保护。”他记起来了。我开始为我的老朋友感到遗憾；他作茧自缚，而沃尔特·曼克顿将要看见他躺在里头。
“在窒息的案例，你可以在脑表面见到一些出血征象，真的吗？”（曼克顿继续我准备的第一个问题）
“我不完全同意。”加德纳知道将要发生什么。
曼克顿开始念我在权威的法医学书中标出的一段话。我选了莫里兹的《损伤病理学》，因为加德纳经常告诉我他是如何赞赏这本书。他的脸拉长了。“对于这一点”曼克顿讨好地说，“你比我更熟悉。”加德纳能够说的一切就是他个人从来没有看过莫里兹称之为特征性的窒息征象。
最后曼克顿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