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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思在彭布里吉旅馆留下了他的指纹以及他的名字之后就去瓦辛找曾被他“堂而皇之”奸污过的姑娘。他答应她结婚。她给父母介绍她的“末婚夫”，她的父母也象她一样，被“陆军中校”这个头衔迷住了。直到报纸上揭露他的罪行而刊登他的名字时才觉醒。希思潜逃去布恩莫斯，在托拉德·罗亚尔旅馆登记簿上使用了响亮的名字“空军上校鲁珀特·布鲁克”！几天以后他开车子兜风，使出全身解数，用他那不可否认的魅力向一个受人尊敬的，名叫多琳·马歇尔的姑娘献殷勤，这个姑娘当时住在诺福尔克旅馆。他带她去他的旅馆吃午饭，然后又吃晚饭，坐在一起聊天直到半夜。他想送她回诺福尔克，她反对，并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希思却说服她，让他去回掉汽车。他俩一起步行。“我会在半小时内回来，”他告诉值班门房。“不，15分钟内。”她纠正他说。他们两个都错了。门房没有看见希思进来，早上4点钟去看他的房间时，却见希思睡在他的床上。第二天，他告诉门房他是从梯子爬窗进来的，一个小小的玩笑。然后他就出去当掉多琳的戒指和手表。
警察得到通知，多琳·马歇尔失踪了。诺福克尔旅馆经理知道多琳失踪那天黄昏坐着出租汽车去托拉德·罗亚尔旅馆。她是不是在那里吃饭？托拉德·罗亚尔旅馆的经理认为她可能就是和空军上校鲁珀特·布鲁克一起来的那个姑娘。希思对这个看法一笑置之。但后来他又打电话给警察说他或许能帮助他们寻找。他们表示要派一个警察带着多琳的照片来希思住的旅馆。他说不必了，下午5点30分，他到车站去。结果他准时到达。
他认出多琳的照片，告诉警探索特说当时他和她已经步行回到诺福克尔旅馆的花园，然后他就去海边溜达。
索特密切的注视着这个自称为空军上校的家伙。他觉得他很象伦敦警察厅最近通缉的人。
“你不是叫希思吗？”索特打断了他的讲话。希思否认这一点，但听到这句问话后发抖得要命，以致他说他要回旅馆穿茄克衫。警察有礼貌地帮他取来，并当着他的面检查口袋，发现有一张铁路行李寄存处票据。这张票据使他们很快找到一个公文包，其中就有一条皮革织成的马鞭，有钻石型织纹。当这条鞭子给我检查时，发现这条鞭子的织纹与玛格丽·加德纳尸体的伤痕在细节上完全一致。但希思仍然否认他杀死玛格丽·加德纳。
后来由于一群苍蝇从杜鹃花灌木丛中飞出来，才在布伦克萨峡谷发观了多琳·马歇尔的赤裸的碎尸。她的衣服不脏也没有损坏，说明衣服是没有搏斗就脱了下来。但她的手有切创说明她为了自卫夺过凶手的刀。很可能第一次打击就损伤了她的头部，使她丧失抵抗能力。她的手腕和脚踝被绳子捆住，她的乳房被残暴地咬烂——一个乳头被咬断，还用刀子乱砍，肋骨变形，喉咙被割断。当凶手用一根粗棍子戳裂她的阴道时，她早已死于颈动脉大出血了。
在伦敦中央刑事法院一号法庭的被告席上，很少有人样子是漂亮而轻松的。但这个没有人性的希思却都具有。他举止文雅，精神饱满，相貌漂亮，体格健壮，这样的人不可避免会吸引许多女性。他是不是个能说会道的人，我无法判断，因为卡斯威尔不让他申辩。这个决定的一个结果是被告不能完全驳倒起诉的论据：希思在他杀死玛格丽·加德纳之前，从未表现出性异常。的确，他从未因性犯罪行为受到审判甚至控告。但当他还是一个小学生时他就攻击了一个女孩子，在南非时企图强奸一个青年妇女。在该谋杀案之前不过几个月他在斯特明旅馆将一个裸体姑娘的手反绑住，进行毒打而被人发现。他那虐待狂的淫欲已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这个姑娘如果呼叫“救命！”“杀人啦！”可能挽救她的生命，但是后者为了避免损害名声而不敢告发他。基于同样可以理解的原因，其他一些案件可能至今未被发现。
卡斯威尔不叫希思申辩是因为害怕希思会表现得很镇定、条理清楚、态度自然，以致陪审团决不会相信他是精神错乱的。唯一可以作为辩词的是精神错乱，根据麦克纳汀法则，这是一个很难确定的问题。主要的测验，任何陪审团都会知道，其衡量标准是由两个问题组成：被告知不知道他自己做的事情？如果他知道，他晓得这是错误的吗？而如果他仅仅是不能够抵挡那野兽般残忍的虐待、拷打或杀人的冲动的话，显然是不足以成立精神错乱的论据的。
被告辩护律师依赖一个专家证人的鉴定，这个证人是巴格·休伯特，一个非常老练的法医精神病学家。他说他认为希思知道他所干的事，但不知道那是错误的。在仅仅10分钟的一边倒的盘桔中，皇家法律顾问安东尼·霍克完全摧毁了休伯特的论据，并使得这个证人狼狈不堪。虽然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休伯特本人患有精神病，一个药物瘾者，不到一年就因服用过量药物而致死。但没有更能干、更合适的证人能挽救希思不被判罪，不处死刑，而他所犯的罪是很清楚地不能得到麦克纳汀法则的保护的。
希思走上绞刑架之前要求喝一杯成士忌，他很镇定。当给他威士忌时，他说：“我想我来得及再喝一杯”。
在希思以后，罗顿高地凶杀案似乎是一种较为温和的犯罪行为，但它也是粗暴的，冷酷无情的。
这是1946年10月最后一天发生的事情。按照我在当天黄昏尸体解剖的推算，作案时间大约是在早餐时候，上午7点到9点。当时发现有明显的窒息状态，我认为死亡时的体温可以升高4至6度。受害者被一条没有打结的绳子勒死——没有结扣痕迹，但至少被抽紧15至20秒钟，绳子套在脖子上异常高的位置。绞索显然是某种挺结实的棉布折叠而成的，脖子的前面压出很清楚的四条折摺的压痕。压痕一直延伸到脖子的两侧，右侧特别明显，但到背后消失，表明死者是被人从左后侧勒死。尽管作了非常仔细的表皮检查，我还是不能发现任何织纹或花纹，以便判断绳子结构或类型。
几乎没有别的损伤：左颊部的表皮擦伤、左眼睑肿胀，如此而已。没有性暴行的征象、脸部或别处没有致命的打击，没有迹象提示她被打过、跪过或被捆绑过。绞勒用的劲非常大，甲状软骨右角骨折，她没有作多少挣扎。一只鞋子遗失了，大衣和袜子撕破了。在撕烂的袜子下面腿部擦伤仍然清楚地保留着。
“我认为她不是在这里被杀的。”肯特郡刑事警察局长法兰克·斯密德说。当时我们站在“徒劳高地”边缘的一些灌木后面，A20号公路就在附近。
“衣服的撕破和皮肤的擦伤也许是有刺的铁丝造成的。”我同意这一看法。显然尸体被拖扯过或抛掷过。尸体本来是可以藏得更长时间不被发现的，但是因为遗失的那只鞋子被路过的卡车司机发现，这个司机还停下车来研究过。
肯特郡警察局长打电话给伦敦警察厅，于是派来了著名的罗伯特负责这个案子。在现场没有发现什么线索，没有办法作个人识别。他来找我，看看解剖后能否提点证实被害者身份的线索。
“这是个大约50岁的妇女，”我告诉他，“未曾结婚——不管什么形式，处女膜完整，劳动者的手，没有戴结婚戒指的印痕。”他将这些细节加在一般的描述里，准备给报纸刊登。“她被绞勒时很可能是坐着，”，我补充说，“她死了之后肯定还挺直地坐了一段时间。”
这从皮肤的尸斑可以看得很清楚。当循环停止时，流动的血液按照重力法则沉到可能到达的最低部位的血管里。红细胞首先沉下，该部位便呈现紫红色。这种现象称为尸斑。尸斑在死后1、2小时开始出现，5、6小时变得明显。以后由于血液凝固便将尸斑“固定”下来①（①尸斑的“固定”不是由于血液凝固，而是由于溶血后的血红蛋白渗透到血管外组织，使之着色。——译者）。因而尸斑就提供了关于尸体姿势的不容争辩的证据，尸体被搬动，也不能改变它的分布。这个案例就是这样。
“直挺挺地坐着？”罗伯特重复说，“也许是坐在汽车里吧？”
“也许是坐在没有垫子的物体上。”我提示说。在血液的流动受到束紧的衣服的阻碍或身体重量压迫的部位，如肩胛、脊柱或臀部，尸斑就不能出现。这个案例的尸斑说明身体坐在相当硬的座位上，而不是躺在粗糙的地板上。
罗伯特告诉他的助手、侦探警官罗林斯，要组织对那天早上5点到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