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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X线照片上看不见。
我们重做了上颌的X线照片，这一次是由盖氏医院自己的老资格牙科医生，著名的威廉·凯尔西·费赖伊爵士做的，他发现了那些残根。
同时在玛丽·纽曼帮助下，我自己也一直在摸索照相术。玛丽·纽曼是负责盖氏医院照相室工作的。既然我们有了失踪妇女的照片，是一张正面肖像，我就试着把它与颅骨照片进行重合。这种证明身分的技术①（①称为颅像重合术。——译音）1936年由格莱斯特和布拉什教授第一次在著名的巴克·罗克斯顿案件中使用过。罗克斯顿是一个印第安医生，他杀死了他的老婆和她的女仆，将她们肢解后丢进深山谷中。格莱斯特和布拉什得到了被搞混了的两具尸体残余以后，就整理出了这些肢体碎块。我只有一颗头和一张照片，我想看看它们对比起来能符合到什么程度。
纽曼小姐照了颅骨，又照了肖像，将两者放大到一样大小，然后将X线底片作一次新的照相，将颅骨的负片和肖像的正片叠在一起，我们就发现有什么不一致的地方。肖像盖在颅骨上就象面罩一样。
基林是多么高兴；就好象他已经抓住了凶手。的确，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已经抓到，至少他已经把凶手的一半抓在口袋里了。
凶手是谁呢？完全可以这样说，除非发生过什么凶险的事，否则就不会有浸礼会教堂地窖底层石板下的尸体碎块，但是这还不足以构成一个凶杀案的控告。那么她被杀的证据有那些呢？
要不是凶手自己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就很可能一个证据也没有。他将熟石灰撒在尸体上，无疑是企图减少尸体腐败时的臭气，也许是想腐蚀软组织。生石灰在销蚀人肉方面是很有用的，但熟石灰却很少或没有破坏作用，相反，它会杀死蛆虫和甲虫，有防腐作用。幸好是熟石灰，喉部的一些损伤被保存了下来。
这是另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黄昏后，当只有我一人在实验室时，剖开喉头，看见右侧甲状软骨上角骨折，其周围有少量的血凝块。幸好工人并没有用他的镐头和铲子造成损害。这些损伤是活着的时候形成的。
除非脖子被用手紧紧掐住，这一小小的骨头从不会自己断的。它是手指尖或拇指在掐扼脖子时的压力造成的。
“你敢肯定，大夫？”在没有典型的征象、没有指痕、没有窒息的情况下，我当真能说她是被扼死的吗？赫颐和基林都非常紧张。
“我敢肯定，这意味着扼杀。这一小块骨头没有其它途径会使它骨折。”即使在法庭上我也准备这样说。如果那个病理学家想自己证实损伤的话，好，这就是！我会把它保存起来，作显微镜切片，以证实挫伤。
我在头的后面还发现了另外一个挫伤。这可能因喉部被掐时，头部猛撞在地板上造成的。但它也可能是在堕地之后发生的。这一损伤的意义小得多，而且没有留下组织可作显微镜检查，因此我就不敢肯定它是发生在生前。
我的工作做完了。我认为我有足够的证据使陪审团相信这具骨骼是雷切尔·多布金的，而且她是在15个月以前被人扼杀的。现在轮到警察来查清谁是杀人的凶手了。
雷切尔·多布金于1920年9月和（未来的）防火人结婚。结婚是由一个媒人说合按犹太人的习惯进行的，但很快就破裂了。三天后，夫妻就分开了。9个月后生了个男孩。1923年多布金夫人获得了法院给她的赡养判令。从1940年左右起，多布金付款极不按时，有几次因为拖欠不付被关押起来。后来，雷切尔不得不在大街上拦住他要钱。于是他就把她看成是一个没完没了的讨厌的东西。她曾四次要求政府传唤多布金，说他殴打了她，但每次地方官都未予受理。
1941年4月11日，耶酥受难日，夫妻俩在道尔史顿咖啡馆一起喝茶，约在下午6点30分离开，雷切尔就再也没有被人看见了。第二天下午3时，她的姐姐波利报告警察说雷切尔失踪，并怀疑是哈里谋杀。但因伦敦正处于战争状态，警察人员配备不足，工作过重，直到4月16日还没有面审哈里。而4月14～15日夜晚，在浸礼会教堂发生了一场神秘的火灾。
说它神秘，是因为那晚并没有敌人的行动。在教堂的地窖里并没有易燃物品，但很明显火是从那里开始的。另一件神秘的事情是：哈里·多布金并未发出火警报告。在早上3点20分巡警发觉火灾，便立即召唤消防队进入教堂，却碰到多布金在那里。“我很高兴你们来了，先生们。”防火人向他们致意。“这是一场可怕的大火，可不是吗？”
火被熄灭了。牧师赫伯特·伯吉斯四处审视受损的程度。他在地窖里看见烧焦的稻草床垫。它被撕扯开来，成堆地撤在地板上。伯吉斯先生找到了多布金问他这场火是如何引起的。防火人却说他曾试图灭火，后来才叫来了消防队。伯吉斯先生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场火是精心策划的。他把这场火的后果记入了他的日记中。
第二天，4月16日，在伦敦肯尼顿区广场有一件官方称为“小事情”的事故。敌人的飞机投下了一个炸弹在离教堂不到250码的地方，死了23人，受伤的有两倍多。这样的灾难都当“小事情”，那么在空旷的地窖里起了一场火刚被熄灭就被人遗忘是不奇怪的。当那天警察问多布金他的老婆失踪的事时，就根本没有提及这场火。他告诉警察，自从他们在4月11日一道喝茶以后就再没有见到她了。
警察传阅了一份关于雷切尔的描述，并在医院和其他寻常的地方，包括中央空袭伤亡人员统计局，进行了调查，没有发现更多的情况。但显然有些值得怀疑。因为在4月28日，以后又在5月1～2日，他们再次搜索了教堂，挖掘教堂地下室的地板，发现了一个新挖的洞，长约6英尺，宽2英尺。里面是空的。警察最后在《警察报》上刊登了雷切尔的照片，然后就把这个案子搁在一边了。
一年多以后，上述材料成了赫顿和基林非常感兴趣的阅读物。
多布金于1942年5月辞去了防火人的职务。而当他的老婆的残骨被发现时，他正住在道尔斯顿。三周以后，一个认识他的警察在早上6时30分骑着自行车经过，看见他进入了浸礼会教堂，就停下来注意他，一会儿看见他的头从楼上窗子伸出来。
关于这副骨头的事，那时还未曾向报界透露。赫顿一直等到8月26日才要求多布金“帮助警察调查”。赫顿带多希金进入地窖，并告诉他：他的老婆被扼死，尸体是在那里发现的。
“我没有扼死过女人”。他说：“我没有打过女人，有些男人会这样，我不会。我不知道地窖在这里。我一生中肯定从来没有到过这里。”他还说自从5月份他辞去他的职务后就再也没有回过教堂。
“我有情报。”赫顿告诉他，“一个警察在8月4日看见你进入过这座屋子”。
“把他带来给我看，造谣的人！”多布金激动地要求。
警官毕克·韦克利魔术般地出现了。“就是这个人，”他说：“在肯宁顿巷我已经多次因为他点着的灯和他谈过话。我很熟悉他。”
“这是撒谎。”多布金大声喊道：“我以前从未见过他。我不在那里，他造谣！他撒谎！”
最后，警长赫顿正式指控多布金杀死他的老婆。
1942年11日17日，在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开庭审判哈里·多布金。由当时还不是皇家律师，但后来成为高等法院法官的劳顿先生出席辩护。在本案的法医学方面他曾征询我的朋友埃利克·加德纳的意见。后来加德纳告诉我，他劝他们对个人识别的证据不要提出质疑，但劳顿却选择步步为营的办法企图驳倒个人识别的证据。
“活着时脖子弯曲的人会非常显眼吧，你说是不是？”他问我。
“如果活着时就这样的话。”
“会很明显吗？”
“确实会非常明显。”
“如果在活着时就是这样，她就不可能是多布金夫人，可能是吗？”
“它不是活着时就这样的。”
“这不是我要问你的问题。我要问的是：如果活着时存在脖子弯曲的话，她就不是多布金夫人？”
“但我不准备考虑是否活着时存在脖子弯曲的问题。因为我有证据证明它不是活着时就这样的。”
他用法医学方面的技术和丰富的医学知识对我的观点提出质疑，包括死者的年龄、牙齿（他还对跟我一起的科普金提出更为困难的问题）。他也问我关于死亡妇女的身高，却无明显怀疑的态度。
“综合应用这三种计算身高的方法，你所说的是她身高的可能范围，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