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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是为着一个非常伟大的写作计划的实现，正在百忙中灯下奋笔。他要把耽搁的时间抢回来，他希望把自己60多年对人生的阅历、感受与思考，都通过笔下文字留给后人。而他潘际垌所承担的编辑重责是任何当编辑的人都无法相比的。想到巴金最后将写下几十万字的浩瀚巨篇，想到他的〈〈随想录〉〉最后要集结出版，潘际垌就决心要把老人重新拉回到《大公报》上来。他不希望因一时的不快就中止一部历史巨作的完成。那样做不仅对《大公报》不利，也会给巴金的晚年带来无法弥漫的缺憾。潘际垌心里十分清楚，巴金这样做的用意，无疑是在以毅然和坚韧维护一个作家不可侵犯的人格！
巴金在上海看了潘际垌的信，心中的火气也消了许多。
老人也心里清楚，就这样放弃自己凝聚心血的《随想录》写作，确实有违自己的初衷。并非巴金的胸襟狭窄，也决不是他以纵横驰骋文坛半个世纪的资历来面对编辑的疏忽，而是他不能继续容忍别人对他人格的挑战和篾视。既然潘际垌仍然希望把他的《随想录》继续下去，那么，巴金为什么就只有这样一点点雅量呢？
老人决定不负对方盛邀，他再次提笔写随笔了。
不过，他写的《鹰的歌》寄出以后，居然又让老人大失所望。稿件寄到香港以后，竟然没有得到发表的机会。当然，潘际明并非不想刊发此文，也不是他不赞同巴金在文章中流露出来的锋芒，而是，他把此稿编成以后，主编不敢签字。他对潘际垌说：“这样的文章还是暂且不要发表为好？”
“为什么？”潘际垌不理解主编的谨小慎微。在他看来这篇《鹰的歌》，是自己好不容易约来的。刚刚受到伤害的巴金，想吐吐心中的愤慨也在情理之中。他为此据理力争地对主编说：“巴金把自己比作高尔基小说中的鹰，这有什么不好呢？他是一个说惯了真话的作家，他说那折断了翅膀的鹰是因为受了伤，才不得不陨落大海，调子虽然有点悲凉，可是，他的文章仍会给读者以振奋的力量啊！”
白发人拍案为哪般？（4）
主编自有主编的苦衷。他皱了皱眉，最终还是对潘际垌叹息说：“暂时还是不要发了吧。相信巴金先生最后会谅解我们的，但是，将来他的《随想录》一但集结出书，还是可以把他的《鹰的歌》加进集子中去的。这没有什么不好呀！”
巴金对此没有计较。他已经从激愤中渐渐冷静下来，他开始恢复从前的冷静与宽容。吃过十年辛酸悲苦的他，最终又开始冷静面对身边的一切。巴金开始理解好心的潘际垌，开始理解香港《大公报》的主编和同仁们了。巴金知道自己不应该因为这一点点不愉快，就轻易放弃自己晚年最想做的事情。他的著作已经可以等身了，巴金即便不写这部《随想录》，他也无愧于当代著名作家的荣耀。然而，他有许多话又非要说不可，而这些随想的文章，能否在自己走进暮年之前一篇篇刊发出来，最后再分别集结成几部可以传世的《随想录》，则是他引为至重的事情。于是，巴金在情绪镇定下来以后，又开始频频挥笔了，他仍然还像从前那样，以平和的心态写下自己心中的随想。
古都·《家》·太平湖（1）
列车沿着一条熟悉的铁路向北方飞驰。
巴金坐在飞驶的列车窗口，眺望着从车窗前疾掠而去的山川、田畴和一排排在春风中返青的林莽。江南碧绿的原野从老人眼前迅速变幻成北方尚未吐绿的大地。时光已是1978年的5月。
巴金又来到北京。
这已是他“文革”后第三次赴京了，古老而雄伟的京城，对于巴金来说始终是魂牵梦绕的地方。自1966年6月他在这里参与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回上海后，眨眼就十一年光景了。这期间巴金失去了自由，他始终没有机会走出上海，北京当然就成了他心仪的所在。1977年10月，巴金忽然得到上级的通知，要他随上海人民代表团，前往首都北京参加毛泽东纪念堂的开馆活动。他为随团赴京瞻仰毛泽东的遗容而倍感振奋。
这是巴金在拨乱反正后第一次来到北京。古都久违了，然而，北京的金秋仍然让老作家心往神驰。因为这里有许多文坛上的友人，也留有巴金难忘的记忆。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虽然给他带来了灾难，然而在这位作家的心里，始终没有改变对这位伟人的敬仰。在纪念堂里巴金面对巨人的遗体，长时间的凝思着。历史烟云似乎在那一刹间在他的脑际里翻腾，又在他的头脑里定格。那些他亲身经历的历史，就构成了巴金形象思维新的灵感。他承认任何人，包括静卧在水晶棺材里的一代巨人，他也有历史的局限性甚至会犯错误。而巴金正是从毛泽东的一生中悟出了许多人生的真缔。
巴金第二次再来北京，是在1978年2月。
那是他“文革”后期首次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许多久违了的友人，都在这次会议上重聚与相逢。金碧辉煌的人民大会堂在历经十几年的风雨之后，依然还象从前那样雄伟壮观。只是巴金心头感到有些悲哀的是，许多熟悉的友人都已经不在了。其中最让他怀念的人就是周恩来。也是在此之际，巴金提笔写了一篇怀念周公的文字，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间，他最崇敬的就是周恩来了。而今当巴金随着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们走进这座熟悉的辉煌建筑时，他心中就不能不产生一种隔世之感。
这一次——距参加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仅仅过去了三个月时间，巴金再一次进京，他是为作为出席中国文联三届三次会议的代表而来的。作为中国文联的领导人之一，巴金知道这次会议对于他和所有在浩劫中幸免于难的文艺界人士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无疑是真正的解放，也是动荡过后难得的一次隆重聚会。巴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在有生之年还有这样的机会。
“《家》是我四十六年前的作品，四十六年来我写过好几篇序，跋和短文，谈我自己在不同时期对这部作品的看法，大都是谈创作的结果和作者当时的思想感情，很少谈到小说的缺点和它的消极作用。”巴金前往北京出席全国文代会之前，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已经就再版他46年前在上海面世的成名作《家》，进行过多次的洽谈。巴金完全没有想到他在有生之年还会看到国家一级的出版社，有一天会再版他那部在“文革”中多次受到批判的小说。“文革”前他家的二楼书房中还珍藏有少量《家》原版的几种版本。“文革”期间楼上的书都被造反派们查封了。他解放以后，手边只有一本《家》，也还是解放后再版的。那时候，大地已经解冻，一些有幸来到他武康路小楼里作客的友人，多么希望索要一本由巴金签名的《家》以留作纪念。然而那时的巴金几乎无书可送给朋友。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竟然主动要再版此书，此事对巴金来说不啻是最大的幸事。出版社希望他在此书再版之前，最好亲笔再写一个序言或后记。所以，巴金在临去北京之前就已经打好了腹稿，他不知对今天的读者该如何谈自己那部心血的结晶——《家》呢？！
巴金又住进了北京饭店旧楼。
这里他十分熟悉，“文革”以前他多次来京，大多都在这里下榻。而今天巴金来到长安街上，发现这里还像从前那样繁华与喧闹，车如流水马如龙。长安街，久违了！他记得自己在上海受到专政的时候，只要从广播里听到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实况转播，巴金就会想起眼前这条宽敞笔直的长街。
形势毕竟大变了。这不是梦，而是一个鲜活的现实。巴金在“四人帮”粉碎以后，确实比从前年轻了许多，尽管脸上不时还会现出一丝淡淡的忧郁，那是他在怀念死去的亡妻，不过他从心底确已逐渐驱散了阴霾。自己现在74岁了，已经到了人生的暮年，不过巴金丝毫没有感到自己的身体比别人差。他在73岁的那年秋天，总算释完了《往事与随想》的第一、二卷。这说明他宝刀不老，译成以后他在北京的朋友何其芳竟然获悉了此事，便马上给巴金寄来了一封信，称他看了巴金在报上发表的文章和听说他正在翻译的赫尔岑回忆录后大为感动，表示他一定要向巴金学习，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