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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吹散了盛夏的严热，冬天很快就来了。1964年就这样过去了。他宁可写一点随笔和散文应付那些纷至沓来的约稿，也不肯轻易把自己的《三同志》出手。到了1965年冬天，巴金又有了一点闲暇时间，这时他又想起了抽屉里那部已经被自己圈圈点点，用红笔勾划成一片红色的稿件。
这次，巴金从春节前一直改到严冬将尽，可是，他仍然还是不满意。这样巴金就只好把稿子再次放下，到了当年的5月，春风已经吹开他院里玉兰树的花蕾之时，巴金才又一次把《三同志》找出来。这次他几乎把所有不如意的地方都加了一遍功。然而，就在他准备把《三同志》拿出来发表的前几天，巴金竟又改变了主意：“还是再等一等吧。与其就这样把它发表出来，不如再认真的改一下！”
本来，巴金还想在1966年春天，继续对自己倾注心血的《三同志》再作一次修改，然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一年春夏之交，一场旷古少见的红色狂飚猝然袭击着大江南北。全国动荡的形势已经无法让巴金继续坐在桌案前，修改他这部在朝鲜战场上为英雄们写就的中篇小说了。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巴金即便在任何困难和情况下也没有忘记这部小说，然而那时他连自己的身家性命尚且难保，又怎能找机会接触这部《三同志》呢？好在经过大灾大难之后，这部手稿居然出奇不意地保存了下来。可是，就在巴金决定把《三同志》作为自己劫后余生的第一部小说推出的时候，他忽然又感到如若把《三同志》公开发表，自己至少还要下一番功夫。
他不能为修改《三同志》再去朝鲜了。巴金纵有此心也不便远行，他毕竟年迈了。行走也有些困难。这样，他就必须借助于第二手资料，重温几十年前的那场战争。当然，重读自己的同类作品更为有益，那毕竟是他曾经经历的生活。大同江畔的三千里江山，时至今天仍在巴金的脑际里留有深刻的印象。
“下了一天的雨，到傍晚，天晴正了。夜幕落在整个山上。起先还有几缕灰白烟从近处大厨房里的烟囱里冒出来，后来它们也消失了。夜色越来越浓，只有山下开阔地里几块水田和水荡在发亮。从那里送过来鼓声似的蛙鸣。空气清爽，新鲜，这是朝鲜战地上的一个平静的春夜。在不远的地方响起了歌声，年轻的声音唱着《王大妈要和平》。起初是一个人唱，后来两三个人一齐唱起来。歌声刚刚落下去，接着就迸发出快乐的笑声，几个人用不同省份的口音在讲话。后来话声也听不到了，我这时才注意到在另一个山坡上也有人大声讲话。……”巴金翻阅1952年8月的《人民文学》，果然从中找到他在朝鲜写的散文《朝鲜战地的春夜》。他现在读起来，仍然让巴金心驰神往。没有谁比巴金更熟悉朝鲜了，那里的每一个山头，每一条河流和水洼，迄今都在他的头中留有深刻的印象。他决定把从前的生活重新活化起来，以变成自己灵感的冲动。
很快巴金就发现，《三同志》如果依照旧有的基础继续进行修改，发表之后的效果肯定难如人意。这部稿子与当年他在朝鲜写成的小说《团圆》大不相同。《团圆》有生活的原型，也有他多年在上海生活的积累，所以在自己笔下塑造出一对在战场上重逢的老战友，写起来就得心应手。而《三同志》尽管也同样来源朝鲜战场的真实生活，却由于结构等诸多问题，让巴金感到改起来力不从心。这样他就决定从《三同志》中择取一个人来写。这就是他后来写成的《杨林同志》！
一部积压了15年的中篇小说（3）
杨林是巴金较为熟悉的志愿军战士。他的音容笑貌在事过几十年后，仍然在巴金的眼前浮动闪现。他记得自己在1952年从朝鲜回国，在北京作短暂停留的时候，曾经在宾馆灯下写了一篇《向朝鲜战地的朋友们告别》。这篇稿子巴金早在离开朝鲜前夕就已经打下腹稿，在回国的列车上写了草稿。他那时是怀着真诚的思念之情，一笔笔记下了当时的感情。这篇文稿后来他发表在当年10月25日的《北京日报》上。现在巴金把那篇文章也找到了，看着自己从前写的文字，巴金忍不住又要流泪了。
他这样写道：“离开朝鲜的前一天，我深切地感觉到这个国土和这里的朋友们牵引我的心。我真想抓住那一秒钟，一分钟，一点钟箭也似飞去的时间。我真愿意跟那许多我敬爱的朋友再见一次面，再听他们谈一次话，再和他们相处一刻。我要永远保留着我前线生活的记忆。那些兴奋日子的回忆。明天汽车就要载着我穿过敌机的封锁线向祖国驶去的时候，朝鲜秋夜的寒气会浸透我的棉衣，但是我身边带着朋友们给我的温暖，朋友们的英雄的面貌会给我照亮道路。……”
夜灯幽幽。巴金来到楼上的书房里，他在桌上铺开了稿纸，写下《杨林同志》四字！这是他在“文革”后动笔写小说的开始，因此巴金感到自己的笔非常凝重，他要求自己还像从前那样写作，以自己的感情，以自己的热血，以自己对生活的感受来写。
当笔下流淌出无数优美文字的时候，巴金的头脑里便会融入电影似的境界中。
他眼前好象出现了电影中的镜头。那是他一生中绝无仅有的现实生活题材的电影，1964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英雄儿女》。
硝烟滚滚唱英雄，
四面青山侧耳听，
晴天响雷敲金鼓，
大海扬波作和声。
人民英雄驱虎豹，
舍生忘死为革命。
……
老人耳畔仿佛又响起那熟悉的旋律。这支熟悉的歌曲，巴金永远也不会忘记，即便在他受到“专政审查”的黑暗岁月里，即便他一人离开了上海的家，前往奉贤五七干校参加田间劳动的日子，巴金只要在思想困苦的时候，就会一人偷偷地哼唱这支曲子。不知为什么从来不喜欢歌舞弹唱的巴金，只要他在心里哼唱这支曲子，心中所有的郁闷、苦楚和怅惘，都会随着歌曲而消逝无余。
巴金很感激长春电影制片厂。他一生中许多著作曾经搬上银幕，特别是成名作《家》，不但被搬上过银幕，也搬上过话剧舞台。然而，巴金心里最喜欢的电影，无疑就是这部根据他小说改而编成的故事片。这当然与巴金在朝鲜生活的那段难忘岁月不无关系。
想起《团圆》这部电影，巴金就不能不想起与电影中英雄群像相关的生活。那一年他到朝鲜率创作组进行实地采访，在志愿军某团六连体验生活的时候，他本身就接触到电影和小说中的人物原型。六连战友们向巴金讲了许多感人的故事，其中最让他难忘的的，就是六连在开城保卫战中，战斗打到最激烈的时候，整个阵地最后只剩余两个人，他们就是班长赵先友和通讯员刘顺武。尽管数倍于他们的美国鬼子已经挺着刀枪从山坡下冲了上来，可是赵班长和小通讯员仍然拼命抵抗，直到打得弹尽粮绝，仍然没有一丝惧色。突然，刘顺武发现美国兵已经从他们身边冲上来了，赵先友急中生智，当即举起手里的步话机，大声向团长报告：“敌人已经冲上来了，不要管我们，快向我们开炮！快向我们开炮！……”
这一壮烈的场面巴金虽然没有亲历，然而六连战士的讲述，曾让巴金为之心动。当他从团长事后的回忆中听说赵先友和刘顺武壮烈牺牲的经过时，眼前始终闪现两个英雄的身影。也许就是从那时起，一个尽快用小说形式把英雄六连死守开城前沿的经历写成文艺作品的念头，十分强烈地在作家心中涌动了。
巴金回到上海后，每当他想起英雄六连的经历，就会感情冲动，激情不已。但是，他这种创作欲望，直到60年代初期才得以真正渲泻。他不能单纯向读者交待一个简单的英雄死守阵地的场面，巴金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他必须要把真实的历史赋予新的生命。于是，他调动自己多年在上海的生活经历，决定丰富这一素材。巴金知道上海同样有一些志愿军战士牺牲在朝鲜战场上了。作为上海的作家，没有谁比巴金更理解和熟悉上海群众对抗美援朝战争的感情了。这样，才有了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小说《团圆》的诞生。
本来，这篇小说在巴金最初的设想，只供那些没有到过朝鲜的祖国亲人们阅读。可是他没有想到，小说《团圆》在刊物上发表以后，反映十分强烈。巴金更没有想到自己这篇小说，竟会引起北京文化部副部长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