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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李靖兄弟都未参与玄武门之变，那么李客师又怎么会和其他功臣一起出现在升官名单中呢？
我们认为，这应该是李世民笼络李靖的一种手段。从大的方面来说，这也是李世民宽大政策的进一步延续和深化。因为现在的李世民已经不再是秦王了，而是一个马上要当皇帝的人，所以他面对的就不仅仅只是旧的支持者，而应该包括全天下的人。换句话说，不管是原来的支持者，还是原来的反对派和中立者，李世民都必须对他们采取一视同仁的姿态，这就叫“泽被天下”。
因此，李世民在这样一个时刻所抛出的这份升官名单，就不能被简单等同于玄武门之变的功臣名单。
当然，其中出现的绝大部分人肯定都是一贯的支持者，但是除了支持者外，这份名单还必须出现另外两种人，那就是——原来的反对派和中立者。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表明新天子泽被天下的诚意，也才能真正收揽天下人心。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发现，前东宫将领薛万彻正是反对派的典型代表。因为他是为了替李建成报仇而不惜与李世民刀兵相见、以命相搏的人，这样的人不是典型，还有谁更能成为典型呢？我们甚至可以说，他绝对比魏徵、王珪等人更有资格出现在这份名单中。
而李靖的弟弟李客师则可以视为中立者的代表。之所以这么说，理由有三。第一，其兄李靖在政变之前确实拒绝了李世民的拉拢，选择了中立，这其中固然有许多原因，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很可能是李靖不相信李世民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能取得成功。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李靖错了。不被他看好的秦王不但成功夺嫡，而且转眼就将成为至高无上的皇帝。对此，李靖无论如何都不会感到心安。如果说这个皇帝登基后会找他“秋后算账”，那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李靖越是感到不安，李世民就越要表现出对他一如既往的信任，这不但是做给他看的，同时也是做给其他中立者，比如李世勣等人看的。
第二，在政变之前，明哲保身、选择中立的人肯定不少，绝对不止李靖和李世勣，而最后之所以要笼络李靖，把他弟弟放进这份名单，是因为李靖在当时已经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在统一战争期间，李靖强力辅佐李孝恭平定江南半壁，在战争中的卓越表现可谓尽人皆知，所以原本一直看他不顺眼的李渊才会竖起大拇指说：“古之名将韩、白、卫、霍岂能及也！”（《旧唐书·李靖传》）得到皇帝如此高的评价，其当时盛名可见一斑。所以说，李靖在诸多中立者中肯定是具有代表性的。
第三，既然要选择李靖为中立者代表，为什么不直接升他的官，而是把他弟弟挑了出来呢？这恰恰是李世民的高明之处。因为这么做既能让李靖感受到新天子既往不咎的诚意，又能避免刺激那些铁杆支持者的感情。假如李世民直接升李靖的官，首先他的官位很可能马上会跃居某些功臣之上，这显然是不妥当的；其次，没有参与政变的人居然也能堂而皇之地升官，难免会引起那些铁杆支持者的嫉妒和不平。而挑选李客师来当这个中立者代表，就能有效避免上述麻烦。这就是为什么进入名单的人不是李靖，而是李客师的原因。
此外，从李世民登基后对李靖所做的连续提拔来看，也足以证明他确实有意笼络李靖。第二年，即贞观元年，李世民一下子就把李靖提到了刑部尚书的高位；贞观二年，又让他以本官兼任检校中书令。
综上所述，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后所做的一切，无论是推行宽大政策安抚反对派，还是想方设法笼络中立者，其目的都是为了加速完成从藩王到天子的角色转换。
还有一件事情也可以充分表明这一点。那是在李世民刚刚登基不久，有一次房玄龄曾私下对他说：“秦府旧人没有被升官的，都埋怨说：‘我们在秦王左右，鞍前马后跟随了这么多年，如今加官进爵的时候，我们反而落在前东宫和齐王府的人后面，这是什么道理？’”
李世民说：“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与卿辈每天所用之衣食，皆取诸之民。因此设官分职，都是以天下和百姓的利益为考量，当然要择贤才而用之，岂能以关系的新旧决定任职的先后？如果新人贤能，而旧人庸劣，怎能舍弃贤能之新人，而取庸劣之旧人？倘若不问‘贤愚’，只问‘新旧’，又如何建立一个公平的政治体制？”
武德九年八月八日，一个最重要的历史时刻终于来临。
大唐帝国首任天子李渊正式下诏——传位于太子李世民。
八月九日，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登基，正式坐上了他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同日大赦天下，免除关内及蒲、芮、虞、泰、陕、鼎六州的田赋和捐税两年，免除其余各州差役一年。
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具有典范意义的一个时代，就从这一天起拉开了序幕。
在大力推行宽大政策、努力实现天下和解的同时，为了进一步赢得人心，李世民在登基前后还做了三件事情，迅速树立了一个新的政治领袖在天下人面前的光辉形象。
换言之，这是一个新天子上任的三把火。
第一把火是废除高祖李渊此前发布的宗教改革令，命天下的“僧、尼、道士、女冠并宜依旧”（《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武德九年四月，高祖曾采纳傅奕的谏言，下令对佛、道两教进行大规模的清理整顿，只在京师保留寺院三所、道观两所；天下各州，每州保留寺院和道观各一所，其余全部拆除；所属的僧、尼、道士、女冠一律还俗，勒归乡里。李渊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当时的寺院经济过度膨胀，僧道队伍极其庞大，仅佛教僧侣就有二十几万之众，对社会确实构成了不小的负担，正如傅奕在奏章中所言：“僧尼徒众，糜损国家；寺塔奢侈，虚费金帛。”可见李渊的这个裁汰令对于国家是有利的，但是对于当时的佛、道两教则不啻于一场灾难，所有宗教人士对这项改革肯定抱有强烈的反对情绪。
六月四日，即玄武门事变的当天，李世民就迫不及待地以高祖的名义发布命令，让所有被迫还俗的佛道出家人重新回到寺院和道观，一切恢复旧制。此举无疑极大地赢得了宗教界的人心，同时也是对高祖政策的断然否定。尽管高祖的这项宗教政策是符合国家利益的，但李世民居然在第一时间就将其推翻，足以说明他是多么迫切需要社会舆论的支持。而佛、道两教作为当时社会上最大的民间团体，无疑是一支强有力的舆论力量。
第二把火是“纵禁苑鹰犬，罢四方贡献，听百官各陈治道”，也就是释放宫中豢养的各种飞禽走兽，罢停各地进贡的奇珍异宝；同时，给政府各级官吏提供一个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渠道，让他们的想法有机会直达天听，进而获得越级提拔的可能；此举固然是让百官对国家未来的大政方针献计献策，事实上也是鼓励他们批评旧政、放胆直言高祖一朝的执政得失。
第三把火是放归掖庭宫女三千余人，让她们“各归亲戚，任其适人”，亦即放她们各回家乡，要么投奔亲戚，要么择夫而嫁。
上述举措，不管是“纵鹰犬”、“罢贡献”，还是“百官上疏”、“释放宫女”，其政治指向都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与高祖一朝划清界限，揭露上一届政府在执政中存在的种种奢靡之风和弊端陋习，从而充分展示新天子的改革勇气和执政力度，并且树立起新一届政府“清正廉洁、简朴寡欲、以民为本、广开言路”的良好形象。
作为执政伊始的亮相之作，李世民这三把火可以说烧得相当漂亮，每一条新政策都使得相应的目标受众从中获益，所以迅速赢得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拥护。史书对此的评价是：“政令简肃，中外大悦。”（《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武德九年八月末，正当李世民准备全力以赴治理天下时，北方边境再度燃起了烽火。
东突厥的颉利可汗得知李唐王朝发生政变，顿时大喜过望，立刻与突利一起出动十几万骑兵南下，从泾州（今甘肃泾川县）方向入寇，迅速逼近武功（今陕西武功县西）。李唐朝野震恐，京师宣布戒严。
二十四日，突厥的前锋部队开始进攻长安以北的高陵（今陕西高陵县）。李世民立即命尉迟敬德开赴前线御敌。
二十六日，尉迟敬德在泾阳（今陕西泾阳县）与突厥会战，大破突厥前锋，擒获其将领阿史德乌没啜，并斩杀一千余人。
然而，尉迟敬德的胜利并未挡住突厥人南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