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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叫王晊，时任东宫的率更丞。太子和齐王的计谋刚刚议定，王晊就赶到了秦王府，将这个绝密情报告知了李世民。
李世民随即将此事告诉了长孙无忌，顿时激起了众人的强烈反应。在最短的时间内，秦王府的幕僚们全都齐集到了他的左右。人人摩拳擦掌，个个义愤填膺。
听到消息的这一刻，李世民无比惊奇地发现——自己最强烈的感觉竟然不是愤怒和震惊，而是一种解脱、一种如释重负。
这是一种良心的解脱。
这是一种道义上的如释重负。
既然太子和齐王，可以毫不犹豫地对亲兄弟挥起屠刀，那自己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
现在李世民终于知道，要举起寒光闪闪的屠刀，除了智慧、勇气和力量之外，还需要一种东西。
那就是残忍。
是的，残忍！
如果道德秩序和礼教伦常注定会让一个人变得谨小慎微、无所作为，那就抛弃道德的束缚，挣脱礼教的捆绑。
如果仁爱与亲情注定会让一个人变得优柔寡断、软弱不堪，那就斩断仁爱的牵缠，割舍亲情的锁链。
李世民相信，为了完成上天赋予他的神圣使命，自己就必须从一撇一捺的“人伦的小我”中升华出来，去追求那个超越时空、辉映古今的“历史的大我”。
至此，这场令人不安的灵魂拷问终于尘埃落定。
当秦王李世民从这场道德困境和灵魂的煎熬中解脱出来之后，他对心腹和幕僚们说的第一句话是：“骨肉相残，古今大恶！我诚然知道祸在旦夕，但是仍然希望由他们率先动手，然后我们再以正义之名讨伐，这样不是更好吗？”
也许，这就是李世民这场灵魂拷问的真相。
也许对于自己内心的困惑，李世民并不是没有答案，而是一直在期待太子和齐王能给他一个答案。
而今答案终于出来了——让你们率先举起罪恶的屠刀，然后我的复仇之刃就能镀上一层正义的光环。让你们把我逼到绝路，然后我的身上就会披上一件“悲剧英雄”的战袍。让你们在世人面前充分暴露同根相煎的嘴脸，我的所有反击行动就会变得顺理成章，甚至是大义凛然。
所以，亮剑吧，让这场旷日持久的政治PK最终见一个分晓。
当李世民意味深长地说出那句“欲俟其发，然后以义讨之”的话后，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最晚到李世民获悉太子“昆明池政变”的阴谋时，他已经在道义上完成了对自己的拷问和说服，或者说已经在自己的生命中完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灵魂蜕变。
他可以杀弟、可以弑兄、可以逼宫、可以篡逆；他愿意牺牲仁爱、牺牲亲情、牺牲人性中许多柔软而美好的东西……为了夺取储君之位和至高无上的皇权，李世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可是，如果我们以为李世民接下来会斩钉截铁地喊一声——“杀！”然后就开启了玄武门之变，那我们就太低估他了。
李世民固然已经下定了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决心，可他必须确认的一点是——身边的这些人是否也下定了同样的决心？
为了确认这一点，李世民就必须有意识地拉长这个思考和抉择的过程，好让所有的股肱心腹都来表决心、抒壮志。说白了，就是让大伙都来立一份无怨无悔的投名状。
在大伙提着脑袋赌明天之前，一定要让他们发自肺腑地认为——
这场恶仗绝不仅仅是为了我李世民而打，更多地是为你们自己的身家性命、荣华富贵而打。
除了让心腹们都来立这样的投名状之外，李世民或许还有一层考虑，那就是——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那场不为人知的灵魂拷问在现实中重演一遍，以便为即将发动的流血政变获取更多的道义资源，提供更多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依据，进而在世人和后人的心目中赢得更多的理解和同情。
也许正是出于上述原因，所以尽管李世民已经下定了决心，可表面上仍旧装出一副优柔寡断、痛苦彷徨的样子。于是，接下来《资治通鉴》所记载的“众府僚力谏秦王”的这一幕，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了很强的作秀成分——秦王的手下个个心急如焚、拼命苦劝，恨不得把心掏给秦王看；可李世民却犹犹豫豫、推三阻四，完全没有平日的勇武果敢之风。
尉迟敬德第一个跳起来说：“人之常情，谁不畏死！如今大家愿意为大王效死，此乃上天所授。大祸随时可能降临，大王怎么能安然不以为忧？您纵然轻视自己的生命，又怎能不顾社稷宗庙之安危？大王若不用敬德之言，我将逃离王府，流浪江湖，不能留在大王身边束手待毙！”
李世民沉默不语。
长孙无忌也忍不住道：“不接受敬德的建议，大事必败，敬德等人必定远走高飞，无忌亦当相随而去，不能再侍奉大王了！”
话都挑明了，众人的目光齐刷刷地看着李世民。
李世民沉吟半晌，终于开口了，可他的话一下子让众人的心凉了半截。
他说：“我的意见还是让他们先动手，诸公可以再考虑考虑。”
来自东宫的威胁越大，众人的紧迫感和危机感就越强；秦王越是不置可否，众人急于采取行动的自觉程度就越高。
李世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尉迟敬德急了，把尊卑抛到一边，大声说：“大王今天处理事情，一直犹豫，这是没有智慧！面对危难，无法迅速解决，这是缺乏勇敢！大王素所蓄养的勇士八百余人，如今都已进入宫城，全副武装，如箭在弦，只等您一声令下！大王说该怎么办？”
李世民把脸转向其他幕僚，询问他们的意见。众人一致认为，就算现在不诛太子，凶狠暴戾的齐王也终究不愿屈居太子之下。他们还向秦王透露了一件事，不久前，齐王府护军薛实曾经对齐王说：“大王名字合在一起，成一个‘唐’字，可见大王终有一天要主持宗庙社稷。”齐王闻言大喜，说：“但除秦王，取东宫如反掌耳！”（《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幕僚们接着说：“齐王跟太子的阴谋未成，就有夺嫡之意，如此狠毒之心，有什么事干不出来！倘若二人得志，恐怕天下不再为李唐所有了。以大王的智慧和能力，擒获二人不过像弯腰拾草一样，为何只顾及个人节操，而忘却社稷大计呢？”
该摆的事实都摆了，该讲的道理也都讲了，李世民却依旧沉默。
他到底在想什么呢？
众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
其实他们也都很清楚这件事情的性质。无论情势如何紧迫，无论正义之帜如何高涨，一旦动手，就是夺嫡篡位，不仅贻当世之讥，更要取千古骂名。任何理由也改变不了它的性质。所以，与其说秦王现在缺的是智慧和勇敢，还不如说他需要的是更强有力的道德支援。
于是众人问他：“大王，您认为舜是何等人？”
“圣人。”李世民不假思索地说。
“假使舜在挖掘水井时不设法出来而被埋葬，他不过化为井里的一撮泥土；假使舜在涂刷廪仓时不设法下来而被焚烧，他不过烧成屋顶的一团灰炭！如何能将恩泽普施天下、让法则行于后世呢？所以，父母用小杖打，我们就该接受；父母用大杖打，我们就该逃走。因为要保全性命以图大事。”众人义正词严地说。
李世民环顾了众人一眼，命人取出一副龟壳，准备卜卦以占吉凶。
差不多了，该说的话都说了，众人的决心也已经表露无遗了。最后一刻，李世民希望用天意来为这场灵魂的挣扎秀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就在此时，府僚张公谨刚好从外面匆匆忙忙地走进来。
他显然是迟到了。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生性豪爽的张公谨一看见那副龟壳，猛然把它抓起来砸到地上，说：“占卜的目的是决疑，如今大事已毋庸置疑，还卜什么！倘若占卜的结果不吉，难道就此罢手不成？”
张公谨的话干脆利落、掷地有声，显然比任何虚无缥缈的天意更为有力，也更足以让李世民感到欣喜和快慰。
于是大计就此议定。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伯恩斯说过这么一句话：“当怀有某些动机和意志的人们与他人产生竞争和冲突，而调动体制、政治、心理及其他力量，从而激发、吸引并满足追随者的动机时，对人们实施领导即告完成。”
他还说：“所谓‘领导’，就是一种领袖与追随者基于共有的动机、价值和目的而达成一致的道德过程。”（《领袖论》）
也许，伯恩斯的话正是对中国式“投名状”所作的一种现代化的、学理性的阐释，而此刻李世民所完成的，恰恰也是这么一个价值聚合和道德整合的过程。
灼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