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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全部归降大唐。宣宗即刻诏命泾原、灵武、凤翔、邠宁、振武等地驻军出兵接应。到这一年七月底，唐朝军队全部进驻，三州七关正式收复。八月，三州民众一千多人扶老携幼来到长安朝见天子。宣宗李忱登延喜门接见。三州父老欢呼雀跃，立刻脱下胡服，换上唐装。围观军民欢声雷动。
本来，三州七关的收复就已经够让大唐臣民出乎意料了，可他们绝对不敢想象，短短两年后，所有河湟失地竟然会被一个叫张义潮的人一一收复，并且全部回归大唐帝国的怀抱。
张义潮本是沙州（今甘肃敦煌市）的一个平民，但却怀有一腔报国的激情和热血。早在吐蕃爆发内乱之时，他便结交了一批豪杰义士，一直在暗中计划起义。不久，沙州的吐蕃守军果然因内乱而军心涣散，张义潮觉得时机成熟，遂发动起义。城内的汉人纷纷响应，吐蕃守将弃城而逃。沙州就此光复。
大中五年（公元851年）二月，张义潮派出的使者历经艰险，将沙州光复的消息送到了唐朝的天德军驻地（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北）。同月十九日，捷报递至长安。宣宗李忱大喜，即日下诏，任命张义潮为沙州防御使。
随后，张义潮开始招募军队，训练士卒，并主动出击吐蕃。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张义潮便以所向披靡之势，先后收复了瓜州（今甘肃安西县）、伊州（今新疆哈密市）、西州（今新疆吐番市东）、甘州（今甘肃张掖市）、肃州（今甘肃酒泉市）、兰州（今甘肃兰州市）、鄯州（今青海乐都县）、河州（今甘肃临夏市）、岷州（今甘肃岷县）、廓州（今青海化隆县）。大中五年十月末，张义潮让他的哥哥张义泽奉上十一州（包括沙州）的地图和簿籍入朝觐见。
十一月，宣宗下诏，在沙州设置归义军，任命张义潮为归义节度使兼十一州观察使。
至此，沦陷了一百年的河湟失地终于全部光复，回归大唐版图。
不可否认，百年失地的收复并不是宣宗的武功，而是一时的机运。如果说消灭党争、遏制宦官和整顿吏治的确是出于宣宗的个人努力的话，那么“收复河湟”无疑是上天给予他的一份出人意料的馈赠。
但不管怎么说，已经在内忧外患的灰暗历史中艰难行进了一百年的大唐帝国，毕竟还是在宣宗李忱的手里闪耀出了一抹辉煌。
就连一直以来作为帝国心腹之患的跋扈藩镇，在宣宗一朝也显得相对平静，没有再掀起太大的波澜。其中的客观因素，固然是武宗一朝强力平藩打下的基础，而主观原因，则是宣宗在藩镇事务上采取了灵活而务实的政策，既非力主征伐，亦非任意姑息，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应对的策略，所以避免了像前几朝那样大规模的战争和动乱。
对于势力强大而且割据已久的河北藩镇，宣宗基本上是让它们保持现状，默认它们在这一个世纪以来所享有的特权。比如大中九年（公元855年）正月，成德节度使王元逵卒，军队拥立他的儿子、节度副使王绍鼎为留后，宣宗就没有予以干预，而是承认了他，并且几个月后便任其为节度使。到了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八月，沉迷酒色的王绍鼎暴亡，军队再度拥立他的弟弟王绍懿，宣宗也照例予以承认。
但是，对于那些一直处于朝廷有效控制范围内的藩镇，宣宗就毫不手软了。凡有藩镇爆发兵变，或是节度使不称职，宣宗的反应都相当迅速，而且手段非常强硬。
大中九年（公元855年）七月，浙东军队哗变，驱逐了观察使李讷。九月，宣宗便派出礼部侍郎沈询继任观察使，迅速稳定了浙东的局势。同是这一年七月，淮南发生饥荒，百姓流离失所，节度使杜悰却依旧耽于宴游，不尽赈灾抚恤之责。宣宗闻讯，几天后便派宰相崔铉接替了淮南节度使之职，把杜悰贬为太子太傅、分司东都。
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五月，湖南兵变，大将石载顺等人驱逐了观察使韩悰，杀了大将王桂直；六月，江西兵变，大将毛鹤驱逐了观察使郑宪；七月，宣歙（治所在今安徽宣州市）兵变，大将康全泰驱逐了观察使郑熏。八月，宣宗即命淮南节度使崔铉兼任宣歙观察使，出兵征讨宣歙叛乱；命山南东道节度使徐商征讨湖南叛乱；命光禄勋韦宙为江西观察使，负责征讨江西叛乱。
短短几个月后，宣宗派出的三路人马便都不辱使命，顺利平定了叛乱——十月，崔铉斩杀康全泰及党羽四百余人，平定宣歙；徐商斩杀石载顺，平定湖南；十二月，韦宙斩杀毛鹤及党羽五百余人，平定江西。
大中时代，大唐帝国虽然称不上是什么太平盛世，但起码算是一个相对安定的小康之局。
这在混乱不堪的中晚唐历史上，已实属难能可贵。
然而，尽管“大中之治”在一定程度上止住了大唐王朝江河日下的衰亡之势，却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它走向崩溃的历史宿命。
换言之，这个被后世誉为“小贞观”的时代，充其量也只能算是老大帝国的一次回光返照，是末世残阳中的最后一抹辉煌。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商隐《登乐游原》）
诗人无限怅惘的一声浩叹，不啻于是对帝国命运的准确预言。
【懿宗登基】
大中十年（公元856年）春天。唐宣宗李忱四十七岁。尽管这已经是他帝王生涯的第十个年头，可宣宗李忱治国御宇的热情似乎丝毫不减当年。
面对这个从不知疲倦和懈怠为何物的天子，满朝文武当然是既敬佩又欣慰的——谁不希望这个英明神武的天子永远保持充沛的精力，永远拥有过人的智慧和才干，从而长久地维护帝国的和平与安宁呢？
但问题是，这不现实。
人总是会老、会死的，李忱再怎么强悍，在这一点上也不可能超越自然规律。更何况，他前面的六任天子——顺、宪、穆、敬、文、武，没有一个活过五十岁。这个严峻的事实让人不敢对李忱的长命百岁抱有太大的乐观。所以，帝国必须及早确立储君，才能有备无患。
可让人遗憾的是，宣宗李忱始终不愿立储。他似乎一提起这件事情就烦。对此，宰相和百官自然是忧心忡忡。
正月的一天，宣宗召见宰相裴休，让他对朝廷在新一年里的当务之急畅所欲言。裴休不失时机地再次对天子提出：“当今首务，无如早立太子。”
宣宗闻言，立刻拉长了脸。
片刻后，裴休听见天子冷冷地说：“若立太子，朕岂不是成了闲人？”
对于天子执意不肯立储的原因，百官们自然是议论纷纷。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天子对权力的过度执著和眷恋所致。
这样的分析当然是有道理的。可宰相裴休等人心里都很清楚，这其实只是部分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天子故意要跟大臣们抬杠。
天子并不是真的不想立储，而是在太子的人选上与大臣们产生了严重分歧。
宣宗李忱一共有十一个皇子，长子郓王李温年已二十四，本是储君的不二人选。可问题是宣宗一点也不喜欢这个长子，所以早早地命他搬出皇宫，住到了十六宅的亲王府里。留在宫中的十个皇子中，宣宗最宠爱的就是三皇子夔王李滋，一直有心要立他为太子。可大臣们认为这不合礼制，应该立长子李温。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于是事情就这么搁置了。
日子很快就走到了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帝国的储君依旧迟迟没有确立。
如果说在此之前，大臣们的担心还只是一种隐忧的话，那么到了这一年，满朝文武的担心已经转变成实实在在的恐慌了。
因为这几年来，这个天纵英才的皇帝又走上了历任李唐天子的老路，开始如痴如醉地追求长生，服食丹药，结果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从这年春夏之交开始，天子体内的毒性发作，背上生了恶疮。到了八月初，恶疮大面积溃烂，天子卧床不起，再也不能上朝。宰相和百官都没有机会见到天子。
天子病危，储君未立，宫内外消息隔绝。帝国再度落入一个危险的时刻。
宣宗李忱自知不预，立即传召左右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和宣徽南院使（宫廷南院总监）王居方，把夔王李滋托付给他们，命其拥立李滋为太子，继承皇位。
天子托孤，而且是废长立幼。这种事情实在是非同小可，必须要有禁军作后盾。三个顾命宦官第一时间就找到了一贯与他们交好的右军中尉王茂玄，获取了他的支持。随后他们又紧急磋商，以天子名义发布敕令，把不属于他们一党的左军中尉王宗实外放为淮南监军，�